“贼比官贵”戳中悬赏缉逃软肋

　　8月25日，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耿黄分局民警@民警刘会永发布了一则悬赏通告：两男子偷大葱被发现后逃跑，对举报线索直接破案奖励现金30000元。而2014年9月，洛阳市副市长郭宜品因涉嫌受贿500万，被警方列为网上追逃人员，并悬赏500元通缉。如此强烈对比，遭到网友猛烈吐槽。（8月26日澎湃新闻）

　　自1983年公安部全国范围悬赏缉拿持枪杀人逃犯“二王”兄弟后，悬赏缉凶、缉逃逐渐成为公安机关重要破案手段，且效果明显。但关于悬赏的法律一直处于空白状态，1998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57条规定：“为发现重大犯罪线索，追缴涉案财物、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必要时，经县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发布悬赏通告”，但这属于内部规定，而且显然很原则、笼统，在何谓“重大”、何时“必要”，以及赏金标准、来源、使用、监督等方面，均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这就带来执行中的随意性，让警方悬赏的金额、分配等千差万别，也带来很大争议，譬如不但有上述“贼比官贵”的鲜明反差，还有去年震惊全国的“延寿杀警越狱案”中的“同案不同赏”，等等。

　　理论上而言，既然法律没有标准，对涉嫌受贿500万的副市长悬赏区区500元追逃，虽然不合情理，但也难言违规。但从悬赏的目的和本义来说，是针对重大案件，且按惯例悬赏金额与案情重大情况、警方缉逃意愿成正比。如是来看，偷了几把葱、涉案赃款屈指可数的小偷，相对500万元特大受贿案嫌犯副市长，其“社会危害性”更大，案情性质更严重。给公众的感觉是，在偷葱小毛贼面前，大贪官“算那跟葱”，如此“贼比官贵”岂不荒谬，岂能让人信服。不但500元的奇葩赏格“出卖”不了副市长，难以调动群众举报贪官的积极性，由此还带来的危险信号是，警方追贪、抓贪的办案积极性、重视性，远没有抓小偷来得强，未免令人遐想。而这势必有损警方的公信、形象。

　　可见，恰恰是法律没有标准，才更有了随意操作的空间，使得权力因缺乏规则的制约而随时会发生滥用的风险。对此，应引起足够警醒。

　　本质上，警方悬赏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要秉持财政开支节约与透明并重的原则，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不能让不受制约的权力任性、滥用，甚至在赏金与缉逃之间埋下灰色利益地带。因而，在警方“悬赏缉凶”日益常态化的今天，尤需科学、合理、完善的配套机制。具体而言，亟需加强立法工作，堵住法律盲区和漏洞，规范赏金的标准和使用、监督，进行制度化、透明化、有序化操作，做到规范而不随意、阳光而不“黑箱”，这对发挥警方悬赏缉凶、追逃的最大效用，无疑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