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起实名举报吸引了社会的关注，它们包括以少林寺弟子“释正义”署名对该寺方丈释永信的举报，长虹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学军对该集团董事长赵勇的举报，还有《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对中彩在线公司总经理贺文的举报。这三起举报针对的目标与前段时间在网上被举报官员的身份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它们发生在一周之内，显示了公民的举报面在扩大，举报的积极性也在提升。
其中王文志已至少是第二次举报，在他颇为著名的上一次连续举报中，成功将严重违纪违法的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拉下马。
释永信被举报的内容是他“私生活混乱”。举报者称释永信与女子生有孩子，并侵占少林寺财产。到目前为止，少林寺的回应最激烈、坚决，该寺已就“诽谤”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
举报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力量正逐渐释放出来，参与实名举报的人显然在增多。每一起针对官员或名人的实名举报在开始阶段都会搅动舆论，甚至激起轩然大波，沉重打击被举报者的声誉。
由于以往最出名的举报大多被最终证明是有根据的，扳倒了被举报者，这使得新的实名举报一出现，舆论形势就对被举报者非常不利。舆论带着“宁肯信其有”的心态参与报道，这是很难避免的。
实名举报由于是个人所为，所列证据的准确度无法与官方办案的效果相比。此外不排除实名举报会夹杂一定的个人情绪，影响举报内容的真实程度。
然而舆论对实名举报总体上持支持态度，官方对通过纪检渠道开展实名举报亦高度支持。对于通过互联网搞实名举报，官方没有明确的态度，所有这些构成了实名举报的现实环境。尽管负责的实名举报者依然会面临压力，但现在显然是搞实名举报遭受打击风险最小的时期。
压力其实不仅是直接的打击报复，小环境不理解，把举报等同于“打小报告”，认为举报者“人品不好”，多数机构不愿使用有举报记录的人，这些都是实名举报者所顾忌的。举报受到舆论支持但缺少小环境的兑现，这说明中国社会对实名举报的态度实际仍是复杂的。
中国人的价值观在涉及公共领域和掺入了个人利益的领域时并不是统一的。比如反对腐败的社会共识很高，但这并没有扩大为一把衡量身边一切的绝对尺子。一个单位的领导有腐败行为，如果他同时给员工带来利益，这时有人举报他，一些人可能就会不高兴。因此小环境的价值标准需跟上大环境法治建设的要求，这会让我们的社会逐渐压缩潜规则赖以存在的空间，减少连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纠结。
总有一天，一个人贪腐了，或者做了其他坏事，连老婆孩子都看不起他，根本没法在自己的圈子里混，他的秘书、他的亲朋好友都随时可能成为他的举报者，而今天我们只能说在走向那种理想情形的路上。
倡导实名举报除了保护举报者，还有一项工作是必须的，那就是惩罚恶意的不实举报者。这会进一步增加实名举报的严肃性，加大这类举报的责任含量，对受了冤枉的被举报人也是正名和安慰。有人认为即使举报错了，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也应原谅，这样才能保护人们的举报勇气，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总体看大量实名举报的出现已对各种腐败分子和违法者产生了震慑作用，其正面影响得到社会认可。然而如何提升实名举报的准确率，改善每一名实名举报者的所处实际环境，把对他们的保护落到实处，同时也让无辜者免受不实举报的伤害，这不是我们喊喊口号就能顺利落实的。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项综合任务。▲(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