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71次被告的理想与现实

　　今年以来，安徽省政府发现自己得适应一个新局面：隔三岔五上法庭当被告。

　　据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安徽省政府71次被推上被告席。看起来这数字并不多，却已经“拔了个新高”，比去年同期多了30多次。省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应诉处一名副调研员估计，下半年这个数字还将攀升——没准还得当100次被告。

　　看起来，时代是真的不同了。

　　大家都清楚，这是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行政诉讼法》的“功劳”。新版行政诉讼法，针对长期以来“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老大难问题，新增了一系列条款。明显升高的诉讼数量，也许是对这些条款的最好回应。

　　在安徽公布“71次被告”这一数据后，一些人看到省政府“频频上法庭”，便开始忧思重重地担心起来：“政府半年被告的频率太高，会不会有负面效应”？

　　可事实上，行政诉讼数量增多，绝对值得人们为之叫好。一个对比是，比起信访案件，民众与政府上法庭解决问题的案例简直少得可怜。以2013年为例，我国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诉讼案件12.1万件，比起之前两年一再下跌；与此同时，每年因行政纠纷引发的信访案件则居于400万至600万件的高位。

　　早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对行政诉讼案的减少表示担扰：“是政府的工作更让人民满意了？还是民告官的胜诉率太低所以老百姓都不打官司了？”

　　那一年秋天，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林莉红出版过一份关于《行政诉讼法》实施状况的调查报告。调查中，面对“您对行政案件作出裁判时，会不会考虑下列因素”这样的问题，一半以上的法官选择了要把“可能会得罪当地行政机关”纳入考虑范围，更有超过90%的人表示会考虑“本院领导的意见”、“上级法院的意见”以及“党的政策”。

　　说到底，这一边倒的数据，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否则民众也不会一股脑儿地选择“上访”，希望倚借行政力量，来为自己争取利益。而恰恰是让政府站上法庭的行政诉讼，才是在现有诉讼机制下，普通公民在“可预期的程序里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一个最和平的手段”。

　　因此应该庆幸，当新版《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安徽的行政诉讼案件明显增多；广东省雷州市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市长吴国雄真正站上了被告席。也许可以说，这每一份微小的认真，都有助于帮助社会建立对“法律”的信仰，都是朝着“依法治国”方向的一种努力。

　　不过，在叫好的同时，一些细节却略显扎眼。在安徽今年新增的这71个案件中，已有20个案件审结，大部分案件都以原告的败诉告终，仅有一件确认省政府违法：他们曾发过一纸文件，要求该省花炮企业全部关门，不论企业规模，一律赔偿80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案件中超过六成涉及土地征收的案件，全部以民众的败诉告终。而在其他法治国家，尽管民告官的胜诉率是出了名的低，一般也能维持在20%左右。

　　那唯一的胜诉也不容乐观。7月9日，原定的二审开庭日，法庭收到了不少原告的撤诉申请。不只一个企业主告诉媒体记者，撤诉申请是被企业所在地政府“胁迫”着签下的。总之，庭是开不了了，法官还得去调查这些撤诉申请是否出自原告本人的意愿。

　　像这样折腾出来的低至5%的原告胜诉率，不禁让人担心。新版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能否真正打通行政诉讼渠道，让公众维权有路可循？还是虎头蛇尾，轻易就放弃了走向法治的可能？

　　因此，我真是很好奇，面对撤诉的花炮企业主，法庭会得出如何的结论呢？

　　要知道，比起大众心中对“法治”二字的打量，我们也许可以说，对这个社会而言，政府是否能保持法庭上的常胜不败，一点也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