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从江县下江镇高坪小学，151个住校生挤在几间活动板房里。其中一间是教室兼寝室，前半部是课桌，后半部是上下铺。4张床，每张床挤两个人，可以睡8人。但男生有12名，开学时大家抽签，抽到的住床上，抽不到的睡课桌。（6月25日新华网）
在远离公众注意力的偏远落后地区，贫困以一种超乎人们想象的方式呈现出来。“撑竹筏上学”也好，“抽签睡床”也罢，这些曾经的或者正在上演的艰辛求学之路，击中了我们心中的爱与痛。城乡二元制结构之下，乡村尤其是偏远山村脆弱的基础教育生态，亟需“补血”。
作为一种基本的生存需要，让寄宿学生“有床睡”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教育诉求。然而，在坚硬现实的挤压下，床位的供不应求，催生出“抽签睡床”的滑稽与荒诞。抽签看似公平，实际上具有很大的运气成分;而在供求关系失衡的格局下，不管用什么样的资源分配方法，都有学生“没有床睡”。
“抽签睡床”的无奈和悲怆，固然有地方经济发展滞后、公共财政“囊中羞涩”、教育投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客观因素，可是，孩子受教育权利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忽视和遗忘，没有在社会治理格局中引起应有的关注和重视，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和帮助，也是不可忽略的主观因素。
作为一种隐性的贫困现象，权利贫困并不像经济贫困那样显性化，而是在社会治理中处于边缘地带。不论是上学路途艰难成为农村儿童辍学第一原因，还是阶层固化下的“寒门难出贵子”，抑或“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难以找到人生突破的渠道，让一些农家子弟早早外出务工。这样的权利贫困的背后，很可能意味着一种对命运的屈服与妥协。
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未来的希望”。教育基础设施的落后，让孩子们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权利缺乏支持与保障，让农村孩子难以看到人生的光亮与希望。南方周末前记者、陕西平利县农村大学生雷磊在《走到只剩下我一个》一文中，对乡村教育基础设施匮乏、师资薄弱做了平实却生动的描述，引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抽签睡床”，只不过是农家子弟权利贫困的一个缩影。
扶贫不仅有物质扶贫，也有精神扶贫，还需要补齐权利贫困的短板。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有安全、有品质的教育，我们既要理解这一过程的复杂和艰辛，也要增强“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面对“抽签睡床”的权利贫困，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都要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共同体意识出发，扩大公众参与，为孩子们提供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