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加速崛起，有关中国“自负与强势”（assertiveness）的讨论日渐成为西方政界、学界的热门话题。本质上它只是一个醒目有余而严谨不足的说辞，其流行恐怕只是迎合了某些政客的需要，作为早已陈腐不堪的“中国威胁论”的最新款博人眼球罢了。哈佛大学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教授就曾质疑所谓“中国的强势更‘新’更‘强’”这一提法的科学性；两位执教海外的青年华人学者也撰文从类型学角度质疑“强势”概念本身。而更为反讽的是，即便假设“中国强势论”正确，近年来的中国外交与国内外各方反应都与其预期背道而驰——中国越“强势”，朋友反越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如果跳出“强势”话语圈的桎梏，人们不难发现，还有一种对中国的指责近年来甚嚣尘上，那就是“中国搭便车论”、“中国推卸责任论”。他们称中国国力日强，却仍以发展中国家自居，而不愿意在安全、经济、制度等领域承担与其实力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因“吝啬”而不愿提供公共产品。我们姑且假定两种指责都是正确的，那么将他们联立起来似乎就只能推导出，如果中国要做到既负责任又“和蔼可亲”，那就必须毕恭毕敬地为那些虽日趋没落、却仍牢牢掌握国际话语霸权的西方权贵国家们默默输血，这才符合他们的要求；稍有不慎便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诸位，这哪里是“好大国”？分明是“冤大头”嘛。“可惜”，中国没有戈尔巴乔夫，偏不上这圈套。事实上，破解这一话语陷阱的最好办法正是当下习主席所身体力行的独立自主、奋发有为的外交战略，它既继承了老一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优良传统，又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和崛起方略有机地拓展了时代的内涵，从而为民族复兴之梦的实现开出一条明路。细细说来，它的奥妙之处大抵有三。
第一，明确利益诉求，破解“中国阴谋论”。不可否认，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奉行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为经济发展赢得了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安全环境。但是，该提法本身有可能被人误解甚至蓄意扭曲为一种“阴谋”。据称，就曾有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在国会听证会上通过阐发“勾践灭吴”的典故来告诫议员们提防中国的“大阴谋”。试想，带着这样的有色眼镜，中国善意的忍让和真心的和解又怎能不被曲解为某种旨在先“卧薪尝胆”再“秋后算账”的权宜之计、阴谋诡计呢？其根源就在于，内敛的态度、柔性的处事风格不仅无法从源头上化解既有的实际利益冲突，而且在西方主导的竞争性思维模式与意识形态对抗的镜像之下，正好成为“东方式阴谋”的证据，授人以柄。而反观近年来的中国周边大战略，如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在我南海堡礁填海造陆等，有理有利有节的捍卫国家利益，尽管一开始遭遇些许“惊诧”，但最高领导人以无比坚定的意志、灵活的手段和雄厚的国力为基础造成不可违拗的“新常态”、新大势，通过置换“语境”来改变对手对中国外交的预期，进而从根本上扭转了“温水煮青蛙”式的不利局面。
第二，在国际舞台有理有利有节地为本国公民争取合法权益，同时惠及友邦，更能赢得国家的尊严和国内外人民的真心尊重。这里最好的明证就是近几天的也门撤侨行动。看看各大门户网站、论坛的帖子，有谁不给中国海军点赞？听听最草根的评论，还有谁不称赞中国外交官“真给力”？中国驻也门大使田琦先生已然成为网路上的民族英雄，而矗立在他背后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一个即将复兴的民族。与上次利比亚大撤侨不同的是，这次的主角除了中国外交官，更有中国现役军人和战舰——其意义重大。患“酸葡萄症”的西方评论员或许又要“惊诧”中国海军远洋行动的“强势”了。没关系，这不重要。摸一摸被每天数百通求助电话“打爆”的我驻也门大使馆电话，看看临沂舰上来自十多个国家不同肤色却一样真诚感激的笑脸，再读一读巴基斯坦、新加坡、德国、日本等国政府发来的感谢信，就知道中国（海军）的“强势”是有多么受欢迎和追捧。
第三，中国只有适度“强硬”才能让“善意”体现其应有之价值。当年，孔子的学生曾误以为忠恕之道就是教人“以德报怨”。孔子批评说，你若“以德报怨”，那又拿什么来报答别人的恩德呢？所以孔子主张“以直报怨”。在当代国际社会，中国也必须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在海洋权益方面，中国单方面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却被个别国家置若罔闻，甚至以为“好欺负”而奉行机会主义政策。而当中国真正展现实力及其维护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时，对方才真正意识到肆意侵犯中国“核心利益”所将面临的严重后果和不可接受的损失——也只有在这种由“新常态”所激发的“新认知”基础上，中国再抛出橄榄枝，比如邀请其执政党领袖访华、签署协议、共建工作组等等，“善意”才会在对方眼里“物有所值”。大国者，“直男”也；以直报怨，方得尊严。
由此可见，中国式“强势”不仅为政府赢得了国内民心，同时也在国际舞台为整个民族赢得了尊严和尊重。朋友多了路好走，广结善缘点赞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