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养母暴打男童案中，正是由于男童所在学校老师报警，警方介入调查，男童才得到了保护。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要预防孩子被打死或饿死等悲剧性后果，建立一个能够及时有效发现此类案件的制度非常必要。这个制度，就是各界一直呼吁并已写入反家暴法征求意见稿的强制报告制度。（《法制日报》4月14日）
南京虐童案中，有如此狠心的养母，是男童之不幸；但碰到如此有责任心和爱心的老师，则是不幸中的万幸，当然这种“幸”只是一种侥幸。毕竟，在现行法律规定之中，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老师对此必须报告，假如老师选择沉默，男童的噩梦估计还将继续。
在2008年至2013年媒体报道的697例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中，医务人员、教师、记者、民警等为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专业工作者报案率仅为10.61%。这意味着，在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后，有些并未被老师等专业工作者发现，有些发现了却未引起重视，或认为这是家庭私事不便插手，甚至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有些既往虐童惨案中，如果知情人能及时报告，孩子伤残的悲剧或许就可以避免。
要改变“家暴属家事，外人不便干预”的观念，必须在法律中引入强制报告义务的规定。这一规定来源于美国，目前美国有47个州立法规定，医生、护士、教师、社会工作者以及其他指定的“法定举报人”等强制报告责任主体怠于报告，一旦被认定构成犯罪，可能面临1个月至5年的监禁或300至1万美元的罚金，有时甚至是二者并处。正是在如此严厉的法律规定之下，美国的强制报告与儿童保护服务在各州得以有效开展。
我们在反家暴方面有自己的国情、社情和民情，但被美国等国家证明行之有效的强制报告制度值得借鉴。有关部门已在这方面迈出重要一步，比如，在将于今年8月提交审议的反家暴法征求意见稿中，强制报告制度已被写入。
当然，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强制报告的规定还有完善的必要。一方面，在明确将救助管理机构、社会福利机构、中小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纳入强制报告责任主体范围的基础上，还应充分论证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有无纳入的必要，既要防止责任主体不全造成反家暴的社会合力受损，更要防止法律规定的不科学所带来的执行尴尬。另一方面，应明确怠于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法律责任，仅有“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的模糊表述、笼统规定，既不具有可操作性，也不具有震慑力。
强制报告责任主体如果知情不报，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和后果，是法律有效执行不可忽视的关键。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必须明确，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以及免责情形等。否则，强制报告制度的强制性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还有沦为倡导性报告的可能。
没有明确、严厉的法律后果，报告责任主体在面对家暴时，可能仍会停留在“那是别人家的私事”的理解上。如果法律规定的后果够明确、够严厉，不报告必然要承担法律责任，那强制报告义务就会成为每一个责任主体“自己的事”了——别人家的家暴已经实实在在影响到了他的工作与生活，足以使其陷入不利的法律困境，而不仅是道德和舆论谴责。
在法治社会，与不法行为作斗争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这是尊法、护法的体现。反家暴强制报告制度入法，看似将给医生、教师等特殊主体带来额外的法律义务，但正是其特殊主体的身份，赋予了其在反家暴方面特殊的使命和义务，履行好了，这些特殊主体才是合格的社会一员。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