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广告法》要摒除烟草行业错误意见干扰

　　1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涉烟草广告修改引争议（深阅读）》的文章。2014年12月30日，全国人大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广告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人民日报》的报道指出，二审稿虽与一审稿更为严格，但不少控烟专家和法律专家认为烟草广告应该被“广泛禁止”而非“严格限制”，二次审议稿依然为烟草广告留了口子。

　　2014年1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广告法》二审稿。笔者2014年12月24日在红网发表评论《<广告法>大修，应彻底禁止烟草广告和赞助》，就曾谈到，尽管二审稿相比现有的《广告法》、修订一审稿等版本，有了显著进步，对烟草广告的禁限要求给予了部分完善，修补了一些漏洞，但仍暴露出重大硬伤，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违背了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对烟草广告采取“严格限制”的原则，对于一些禁止要求的表述也显得过于笼统而不具备可操作性。

　　据媒体报道，国家烟草专卖局负责人1月15日介绍，2014年全国烟草行业工商税利达到10517.6亿元。此前，这位负责人在媒体撰文表示，“我们也应看到，吸烟（在中国）有着数百年的历史，还存在客观的市场需求，这就决定了烟草控制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作，要注意避免片面化、绝对化、扩大化倾向。”这可以视为烟草主管部门、行业对包括烟草广告禁限在内的控烟工作作出的回应，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广告法》二审稿依然为烟草广告留了口子。

　　上述回应，也就是认同对烟草广告应采取限制而非广泛禁止措施的观点，存在极大的谬误性。首先，采取严厉的控烟措施，禁止烟草广告，目的在于尽可能降低吸烟对他人的伤害，减少效仿，这并不影响烟草专卖销售及满足烟民需求，主管部门的持论毫无根据。

　　其次，主管部门在宣扬烟草行业产值、税利等效益时，悄然回避了这个行业带来的普遍外部性问题，即因吸烟习惯带给国民身体素质、人均寿命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如果将所谓的效益与负面影响相加，烟草行业的社会贡献恐将为负，这当然是主管部门避而不谈的。

　　第三，主管部门希望避免的所谓控烟“片面化、绝对化、扩大化倾向”，其实就是要求我国的控烟工作应在很低标准下进行，拒不执行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从科学家、社会组织提出吸烟有害健康，到世卫组织提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获世界上多数国家缔结，经历了很长时间，控烟组织不得不与烟草行业利益集团开展长期论战，最终用两方面的铁证赢得了各国立法机关和公众的认可：吸烟习惯与烟民身体健康严重受损的正相关关系；严厉控烟特别是广泛禁止烟草广告而非开设特例的举措，才能起到遏制烟民数量增长、减少吸烟对国民健康影响的作用。我国烟草主管部门用蔑视口吻表述的所谓控烟“片面化、绝对化、扩大化倾向”，其实是多数国家获得广泛验证的有效控烟举措。

　　笔者认为，《广告法》二审稿受到烟草主管部门、行业错误意见的严重干扰，为烟草广告留了口子，并因此严重违背了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丧失了立法的严肃性、与国际公约衔接的一致性，如获通过执行还将造成不容低估的社会后果。因此，《广告法》二审稿应当回炉再造，对照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等国际公约和国内相关法律法规，以推行和保障控烟工作为原则，将对烟草广告的“严格限制”调整为“广泛禁止”。

　　此外，新修《广告法》还应全面禁止烟草促销和赞助，要加入可操作条款，细化表述，严禁烟草企业以任何形式和名义冠名学校、医院、路桥设施、文化艺术建筑等设施建筑，对已冠名的设施建筑作出更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