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向来遵循一条简单的逻辑：在自主、渐进和可控的原则下，以开放促改革。日前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对外资银行主动实施进一步的开放措施，在确保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外资银行准入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条件。今年9月，银监会修订《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不仅取消外资银行“一城一行”限制，还取消开办电子银行等十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两项法律法规的修改修订给外资银行“松绑”，依然遵循这一逻辑。
如果说，在开放之初引入外资银行，是在给传统的银行业制造“鲶鱼效应”，通过引入外部竞争，激励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治理结构，学习先进的风险管理和市场营销；那么时至今日，在国有商业银行基本完成改制和上市之后，给外资银行进一步“松绑”，既是适应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迫切需要，更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一系列改革的迫切需要。
原有对外资银行的种种行政性限制规定，如规定设立分行的营运资金、人民币业务准入中规定开业年限和盈利能力以及“一城一行”等等，主要着眼于内外资银行风险管理的差异——内资银行实际上以政府信用为隐性担保，而中国政府的信用不可能给外资银行作担保。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内资银行将逐步脱离政府的隐性担保，内外资银行将在同等条件下平等竞争，原有对外资银行的行政性限制规定已经不合时宜，理应逐步去除。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也要求去除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种种行政性限制规定。外资银行具备境外渠道和产品优势，无论是贸易结算还是境外投资都有更强的竞争力。尤其是跨境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在资产、负债、跨境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等方面的优势，目前仍远胜于大多数内资银行。在境外人民币拆借市场、外汇交易市场、同业市场，外资银行可通过灵活运用离岸在岸市场汇率、利率差异，在结构性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等推出创新产品，从而满足国内外市场对人民币金融产品的需求。原有对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种种行政性限制规定同样不合时宜，也应逐步去除。
其实，无论是“沪港通”的开通，还是上海自贸区内设立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无不涉及外汇管理、银行监管等制度的改革，与给外资银行“松绑”一样，都是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改革步骤。在全球金融一体化方兴未艾的当下，仍视外资银行的进入和发展为“冲击”已经不合时宜，将金融安全建立在自我封闭之上更是缘木求鱼。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所说：“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才是我国金融安全的最大保障。”给外资银行“松绑”，促金融改革“提速”，正是基于效率的金融安全观、以开放促改革的又一次实践。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