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将商人赠送的百万巨款捐献给寺庙，这算不算受贿？一度引发网络争议的深圳市原政协副主席、汕头市原市委书记黄志光案，近期终于迎来“大结局”——广东省高院进行终审判决，认定黄志光收受的以其子名义捐给寺庙的100万元属于受贿，黄志光为此被加刑一年。而此前，这100万元在一审时未被广州市中院认定为受贿，由此引发检方抗诉和舆论关注。（《京华时报》11月6日）
政府官员帮商人办了事，而且办的还不是小事，商人为此得了利，而官员也收了钱，只不过这钱是以其子名义捐赠给寺庙的，貌似是做了“慈善”事业。但是，当事人仍然得了名，他因此成为寺庙眼中有“功德”的人。这个钱权交易就这样完成了，公众利益随之受损，国家机关的廉洁形象也受损了，这笔钱怎么能剔除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高院的判决具有标本意义。
类似案件不只在广东发生过，但法院的判决结果不尽相同。湖南就曾经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一是湖南省新田县教育局原局长文建茂受贿案，永州市中级法院认为其捐赠款可以抵扣受贿款，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二是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受贿案，余斌在庭审中提出，他所收受的财物中近15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但法院认为，余斌收受贿赂的行为已实施完毕，其赃款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但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其实，从法理上讲，为人办事且收人钱财，这个行为一经完成，就构成受贿既遂，至于受贿以后将钱用于自己购买房子还是旅游，抑或所谓“公务开支”或者是慈善捐款，至多只是赃款去向不同，并不影响到犯罪的构成。当然，对有些受贿赃款的去向问题，比如说有些人被迫收受他人钱财，很难推托，或者是共同受贿中，有职务比他高的人也收了钱，这时他将所收受的钱财做了慈善捐赠，在量刑上，对其可以考虑从轻甚至减轻处理，因为这反映了其主观恶性较小。
但即便如此，这样的行为仍构成犯罪，仍当接受刑罚制裁。我们要培养一个风清气正的政务环境，就必须严格要求公职人员拒贿，如果实在推托不了，也应当及时上交纪检监察机关，而不是私自进行慈善捐赠，如此才能真正消除行贿的土壤。而且，如果赃款去向的问题可以成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那么，一些官员就可能钻制度的漏洞，他们可能先收受贿款再捐赠一部分，当纪检或检察机关发现其部分受贿问题时，就推托这笔钱已经用于慈善捐款。
因此，此次广东省高院推翻广州中院的判决，将收钱后捐赠寺庙认定为受贿，这个判例具有标本意义，它至少在广东境内树立了榜样，宣示了所谓受贿后慈善捐助的无效。当然，这个判决仍有遗憾，一是确认了这一百万元是受贿款，但只是加刑一年，这一处罚显得无力；二是，其他省的法院可以对这一判例不予理会。受贿和贪污后的赃款去向问题，其情形异常复杂，历来在各地法院以及法院和检察院之间争议很大，各地立法机关应当就此加强调研，积极立法，至少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进行规范。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