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喜 绘
随着反“四风”、改作风的深入，一些干部身上的“不适应症”也越来越明显。比如，机场贵宾厅关闭后，河北一名县委书记感叹：虽然坐了无数次飞机，但取消贵宾厅等细致服务后，我比刚进城的农民还懵懂，订票、取票、换登机牌等，不问就不知道，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11月3日《人民日报》）
其实，官员闹出这样的笑话，非但一点也不可笑，还有几许悲哀。一向标榜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各级官员，何以会蜕变地丧失了基本的生活技能？这样的“不适应症”又是怎样炼成的？
表面上看，部分官员呈现出来的“不适应”，是因为长期以来与庸常生活的隔膜造成的。在他们身边，聚拢着很多的服务人员，以及细致严密的保障机制。这些人员与机制的存在，其初衷也不是就要隔离官员与庸常生活的关联，而为了保障官员能够将主要精力用于工作，不必为小事、琐事分神。然而，久而久之，服务变成了侍奉，保障变成了包围，置身其中的官员也就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照中，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越来越难以触摸到市井气息、泥土味道了。
官员责在公共治理，本身当然不应该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而是应该置身于管理的网络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官员接受一些必要的服务与保障，并非多余。但必须要搞明白，公共治理才是终极目的，所有努力都应该围绕这一目的进行。也就是说，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应该从工作出发，而非从官员出发。只要把握住这一点，想必就不会搞得公私不分，甚至将官员弄得“四体不勤”。
而若要分清公私，使得官员免于像蚕宝宝一样被层层包裹起来，关键还在于保持权力的公共性。权力可能会由具体的官员掌握，但本质上应该归公，权力必须公开运行，避免出现只供少数人专享的特权。
一方面，公共权力应该主动公开，让民众了解、知情。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都不能关起门来，搞神秘化、特殊化，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目前国内不少地方都在公布“权力清单”，梳理不同职位官员的权力；另一方面，权力也应该接受公众监督，只有将官员置于公众的聚光灯下，才有可能避免出现权力僭越、权力异化、权力私化的现象。
此外，从相关的制度设计上，也有必要细化规定，对于官员的服务和保障应该区分公私边界，该亲力亲为的，绝不能容忍别人代劳，更不能动辄就将官员层层包裹起来，与生活隔绝，与民众隔离，只是高高在上做“官老爷”。
每一个现在感到“不适应”的官员，当初其实都是“适应”的，也因此，只要抛掉身上的特权外衣，开始亲力亲为，这些“不适应”的官员很快就会“适应”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