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11月国家确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迄今将近一年。这一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历史性转向”，对人口出生影响几何，似乎并未引起更多关注。
有媒体注意到，“单独二孩”的出生不仅没有出现意料中的婴儿潮，与政策许可幅度相比，还只能谓之以异常的冷落。仅以湖北为例，全省统计符合条件的单独两孩家庭62.94万个，申请二孩生育10958人，仅占1.74%，预测可能出现的生育潜能大释放和生育堆积现象都未出现。
“单独两孩”的出生呈冷落之局，不排除政策缓释效应的作用，比如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对生或不生、何时生，有一个考量的过程。然而，更普遍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当事人对生养成本的考虑。多生一个孩子，对不差钱的富裕阶层不是问题；而对一般家庭来说，时间、精力、经济等条件，就不能不是一项必须前思后想的重大规划。如果所具条件不能与当下现实顺利对接，哪怕多想“再要一个”，也只好望孩兴叹。
在我们周围，不难发现有些人在政策松绑以后，又被生养成本困境绑架而不敢生，怕的是生得起、养不起。首先，作为母亲会不会因为孕期、产假、哺乳，而影响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这个岗位又紧连着一份必不可少的收入，决定着是否买得起婴儿奶粉、尿不湿。其次，生活、教育、医疗等成本负担，养一个已是勉为其难、气喘吁吁，是否有勇气、有必要不顾一切再生一个。
50后、60后这一代人，举双手赞成“单独两孩”的新政策。通俗地讲，独生子女易孤独，两个人有个伴，利于培养健全的家庭亲情观念。从社会角度看，兄弟姐妹还是重要的心理支撑，是竞争社会中憩息于港湾的温暖源泉。工休节假之日，聚一聚，吐吐苦水，拉拉家常；父母三病两痛之时，端茶倒水、送医陪护也不至于独木难支，久病床前无孝子。更甚者，家庭一旦因人有旦夕祸福而“失独”，则铸成人生不堪承受之大悲。一言以蔽之，“单独两孩”政策，在家庭是福音，对社会和谐是一种制度化促进。
在更高层面上，这一重大政策调整将直接关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决定种族健康延续水平。在必要的年代，必须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不如此，我们可能无法迎来今日飞速发展的时代；在抓抢机遇加速发展的年代，必须正视30年计划生育伴随的问题，针对性地进行适时适当的调整放开，不如此，我们可能就会错失机遇，有负子孙，愧对历史与未来。
在国家构想里，人口政策从计划生育到全面放开，是一个逐步渐近的过程，“单独两孩”只是初期阶段。这种审慎是必要的。但在人口专家眼里，更迫切的是如何抢抓“二孩”人口红利，是中国要担忧生育率继续低迷而不是反弹；穆光宗认为即便全面放开二孩，实际生育率也很可能低于1.5，而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回到“单独两孩”的成本困境，只想厘清两个问题：其一，成本困境既反映了家庭添丁加口的实际条件，也衡量着国家对人口生产的支撑实力。其二，成本困境制约二胎生育意愿，表面上是一代人、部分家庭的事，实质上将是影响几代人、整个国家的战略大计。因此，应以国家的力量化解这种成本困境，让“单独两孩”无忧无虑地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