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以来，由南方日报牵头，联合集团旗下各报刊以1+X报道方式，深入垃圾焚烧发电厂、变电站、污水处理厂等重大民生项目一线调查走访，从信息公开与互动沟通、生态补偿与利益共享以及积极科普与规划先行等多角度切入，推出的“求解邻避困境方法论”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11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举办座谈会，梳理探究“邻避困境”的破解之道。期待这组报道以点带面，启示将来，为增强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带来参考借鉴，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邻避”是个舶来词，源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国家的一系列市民反对将垃圾处理厂、变电站等公共设施建在自己附近的“NIMBY（Not In My Back Yard，‘别在我家后院’）”抗议活动。及至我国，有学者注意到，“邻避冲突”在过去十年里有范围扩大化趋势，“成为任何大型建设项目都难以逾越的鸿沟”。自最初多地反对PX项目落地，到近年陆续出现的反对污水处理厂、变电站等公共项目建设，“邻避冲突”已成为各地政府在重大项目建设中时常遭遇的棘手难题。具体到我省，包括博罗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陆丰甲湖湾火电项目以及广州220千伏永福变电站在内，不少项目也曾一度陷入“邻避困境”。
从微观层面看，除了人们天然的“趋利避害”心理，“邻避冲突”的出现是市民个体权利意识增强的必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个人健康、居住环境的安全越来越敏感，对影响自身的公共决策的关注和参与要求越来越强烈。从宏观层面看，“邻避冲突”则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客观结果。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对垃圾处理、能源设施乃至养老院等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正在急剧增加，个体或群体利益与整体公共利益的矛盾日益凸显。破解“邻避困境”，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不仅事关经济建设，更关涉公共利益乃至稳定大局，是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重大公共治理新课题。
从公共政策的视角解读，缺乏符合现代公共治理规范的决策机制和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是引发“邻避冲突”的直接原因。时至今日，一些地方政府在邻避项目规划上延续传统由政府全权拍板的决策方式，使得这些项目走入“宣布上马—民众抗议—紧急叫停”的恶性循环，少则一拖数年。党的十八大强调，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根本上说就是应该“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而每一起“邻避冲突”归根结底都不同程度地违背了上述原则。总结起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有的项目规划布局不够科学合理；二是有的项目存在明显违法违规开工建设的情况；三是有的项目在规划和建设中信息不够公开，忽视公众参与，对公众疑虑不能及时回应、有效宣传等。需要指出的是，民众对于风险的忧虑会对任何细小环节的缺失或纰漏即便是技术性问题也会产生放大效应，加剧对政府决策的不信任情绪。比如此前有项目征求公众意见时，因为问卷总数偏低或覆盖面低让民众觉得“被代表”，结果扩展到对整个项目的质疑。
化解“邻避冲突”，本质上就是要强化政府决策的公信力和做好各方利益协调。就前者而言，要通过加大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增进决策的透明度，最大限度消除民众各种疑虑。正如博罗县环卫局局长回顾该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建设时的感慨：“越保密，问题越多，迟早要面对百姓。”从该项目落地的全过程不难看出，决策过程的公开和对项目宣传，本身就展现了政府的自信，是赢得公众信任走出“邻避困境”的关键一步。这也是永福变电站历时逾15年后成功建成的一条经验。就后者而言，则要充分意识到，即便是体现公众利益的民生项目，也无法回避市民个体或特定社区、群体的利益和诉求。综观境外化解“邻避冲突”的经验，用平等协商和生态补偿来平衡利益是颇有成效的做法。令人欣喜的是，在本报系列报道提到的潮南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陆丰甲湖湾火电项目建设中，引入了该做法。这也符合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应有之义。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广东要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同时惠民生、防风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提高各级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破解“邻避困境”是消除社会矛盾、增进民生福祉的一项重要工作。总结本报系列报道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运用现代公共治理的新思维，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各级政府部门有能力做好，也必须做好。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