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高投低产，关键症结何在？

　　一直以来，公共的科研事业，都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协调和分享机制。各方往往只是根据一己之见、凭借一己之力，来申报项目、争夺经费、敷衍结项，然后产生些微不足道的成果。

　　根据全国政协的一份统计材料：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科技支出超过5000亿元。与巨额投入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近年来，我国真正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大师级的科学家还鲜有出现。那么，巨大的科技资金到底流向了何处？于此，《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获批，回应了公众关切。

　　事实上，科技领域的“高投入低产出”怪象，早已成为热题。引发众怒之处，一则在于经费使用混乱无序，乃至充斥着骗取、挪用、浪费等骇人行径；再者就是，学术成果泛滥而劣质，尤其各类垃圾论文简直羞辱智商……积弊种种、怨念深深，而今都化作一声声有力的诘问。

　　科技领域的“投入—产出”效率，本是一个极专业的问题，并非一般民众所可置喙。只不过，因为此间科研事业之低效低能有目共睹，所以“巨额经费”一说方才招致广泛非议——全民齐问“科技经费哪去了”，本身就是一道奇观。它说明，在科学领域，由知识权威所建构的“排他性”已告瓦解，以至于所有人都有底气来指指点点。

　　为什么，不惜投入重金的科研事业，产出不尽如人意？为此求解，当然可有很多路径。首先要厘清，所谓“年科技支出五千亿”，本身就未必准确。鉴于高校学者日常薪酬偏低、多靠“拿项目”增收的实情，巨额科研开支中的很大部分，实际上转化成了科研人员的供养费用，而非纯粹的研发支出；另外，诚如相关官员所言，科研立项的封闭化、零散化，资源配置的碎片化，也导致有限的经费未能产生最大化收益。

　　之于科研项目，资源分配的不公、经费监管的漏洞，以及效果评估的缺失，为人诟病久矣。而除此以外，科技领域的壁垒化倾向，似乎同样值得关注。一直以来，公共的科研事业，都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协调和分享机制。各方往往只是根据一己之见、凭借一己之力，来申报项目、争夺经费、敷衍结项，然后产生些微不足道的成果。此类局部的、零散的科研收获，往往无法转化知识系统的有机部分，也难以孵化出后续的“重大成果”。

　　如今的科研模式，仍处于原始、自发的无序状态之内。由于宏观引导机制缺位，也就没有清晰的目标设定，也就没有由此衍生的分工与合力。而后，科研工作者如淘金者一般各行其是，即便有所收获也是细微的、分离的，很难促成科学知识的螺旋式积累。就这样，看似天量的科研投入，被分化在一个个彼此隔离的小圈子内，也就无怪乎难有大动静了。

　　众所周知，科研领域的创新增效，既有赖于以严厉的监管，促成从业者职业道德的重建；亦有赖于通过相应的秩序协调，来推动全行业更充分的分工和合作。之于后者，正在谋划的“联席会议制度”，想必意义甚大。（相关报道见10月21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