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的“中国地方债务的成因、前景与解决思路”讲座上，军事科学院大校栾大龙认为，地方债务问题，需要从现代风险的理论继续挖掘一些内容，要进行软约束和硬约束，这是现代金融风险管理所提到的问题。要从战略上勾画金融管束。以鄂尔多斯为例，现在债务问题，影响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由于地方债务层级很多，地方也想发展一些未来高层次的一些产业，而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金融的支持。地方经济想要发展，必须需要金融和科技两个轮子，如果没有金融、科技产业，地方经济也很难发展下去。
他认为，关于事权和债权不匹配，我们还是要通过深入的研究。能否给中央政府提供一些建议措施，宏观环境下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区域性的未来风险，调整一些微环境，给予一些宽容的政策，使它们走出地方债务的危机。地方经济找到出路，这样就有利于解决地方债务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员宏观研究部副主任贾晋京对比了中国的债务问题与美国不同。中国债务的具体表现形势是虽然欠了银行的钱，但不是地方政府欠了银行的钱，而是地方政府成立的公司欠的银行的钱。欠银行钱，不像美国存在统一的债权市场，一旦发生危机，会出现传导，发生全国性的债务危机。中国发生欠银行的钱还不上的情况，可以把抵押物给银行。把抵押物给银行之后怎么办？如果还存在估值不够的问题，这个估值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国家的信心够不够决定了，就是由话语权决定的。所以很大程度上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债务问题。
西方债务问题有统一的债权市场。拿地方政府这一层级来说，比如像美国的比特币破产了，地方政府可以拿本地未来得预期税收作为抵押来借债的。预期税收还不上了，最后比特币破产了，以比特币所在的这个城市的市政府破产来承担最终后果。
但是中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银行都是政府办的，地方政府办了公司，如果实在还不上，可以把所有资产给中央政府办的银行。如果还存在资产估值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员行业研究部副主任赵亚贇认为硬预算问题，用人大约束不一定能够约束的很好。像美国议会约束算是非常强的，但是美国在五六十年代，也是大搞基建，像修高速公路。当时也有很多的地方政府破产，但议会没有约束它，反而推波助澜。财权与事权剥离的办法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解决整个地方债务问题，不外乎两条，开源和节流，所有的债务问题都解决了。节流如果能剥离就好了，但是主要是开源，开源也是很复杂的问题。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