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焦虑：全球竞争力排名跌出三甲

　　前年香港还高居榜首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今年跌出前三甲，更被近邻新加坡超过！消息传出，香港舆论大哗，检讨、反思声音再度沸反盈天。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一年一度的世界竞争力排名，按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能、基础设施等四大范畴进行评分比较。香港竞争力排名连续两年下跌，由2012年的第1名降至去年的第3名，今年更跌落至第4名，新加坡则连升两位排名升至第3。这是香港自2005年以来首次跌出三甲行列。

　　有关香港竞争力下降的问题，港人并不陌生。有人就坦言，“何用报告？看看自己周边的生活，这些年有何改变？除了金融和旅游，香港有何值得骄傲的产业？竞争力下滑早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媒体反思声音不绝于耳，但对于原因的解读，却言人人殊。有人归咎于政府管理能力不济，对市场干预日增，乃至民主自由倒退；有人认为香港社会近年日趋政治化，内耗严重，经济空转，终成大患；加上租金急升与劳动成本增加，削弱营商环境；还有民粹主义抬头，政府财政负担上升；狭隘本土主义兴起，内地和香港矛盾加剧，阻碍两地融合推进，影响经济增长。

　　但多数人认同，香港竞争力下降集中体现在科技创新乏力上。此前博鳌亚洲论坛的《亚洲竞争力2014年度报告》指出，香港的排名落在新加坡和韩国之后，其中一个主因是创意产业和高科技出口大不如人，香港在创新领域的竞争力，只能位居亚洲第十位。5月10日，中国社科院发布《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在连续12年把香港列为中国城市第一位的同时，也指出，香港过分依赖金融及房地产等少数行业，缺乏稳定增长点，内地与香港差距正在大幅收窄。

　　的确，香港G D P占国内G D P比重从当初的四分之一降至如今的不足百分之三，位次落至上海、北京之后，今年更可能降至天津之后，最突出的现象就是缺乏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的支撑。问题在于，谁都看得见毛病，却谁都没能解决。有媒体揶揄称：“回归以来，从董建华时代的什么港什么中心，到曾荫权时代的六大产业，再到梁振英时代的将产业做多做阔，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可惜到头来一事无成。”到如今，香港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越发固化，发展高科技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土地、资金等资源，在各种政治因素、利益因素掣肘下无法解决。外人都难以相信，香港这么一个资本高度密集、资金流动极为迅捷的地方，科技创新基金却少得可怜。

　　这就不能不谈到香港今日越来越遭人诟病的地方———泛政治化。无论社会、媒体还是立法会，一小部分极端言论和势力冲撞整个群体，绑架社会。发展政策也好，民生政策也好，动辄得咎，特区政府施政艰难。近来香港特区政府预算报告遭极少数反对派议员刻意阻挠而难以通过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好在反思竞争力下降的讨论越多，理性声音越清晰，对极端派扰乱发展的行为也就越发反感。细看此次有关香港竞争力下降的讨论即可看出，对香港从“金融之都”、“商业之都”沦为“示威之都”、“政治之都”的反对声已占主流，对极少数人“博出位”的声讨已占多数，原本所谓中立的媒体也开始站出来反对这些极端派。

　　有识之士都看到，香港提升竞争力的最佳途径还是与内地更深地融合，如同发展高科技，一河之隔的深圳一日千里。而原来借助珠三角“前店后厂”模式一度领风气之先的港商们，却由于视野、技术等各种原因纷纷退潮。但香港目前的总体思维还是有些固步自封，总想着借助篱笆维持香港已有的利益格局，而非打破藩篱获得更大空间。好在已有人士看到了香港日渐落伍的危险，“珠三角产业已经逐步向重工业化及高科技转型，香港90%以上企业是小型企业，缺乏重工业和科技产业发展基础”，糟糕的是，很多香港厂商仍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态，如果再不改变心态主动融入，被日渐发展的内地边缘化进而大幅抛离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王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