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177名学生给上海高院写“求情信”，为“复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求情“免死”一事，引发热议。“求情信”是否发挥作用，该如何看待“求情信”，以及围观者的心态？日前，《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刘仁文。在谈到签署“求情信”的师生，是否如某些人所指责的“法盲”时，刘仁文说：“首先，不管是谁，都有表达诉求的权利，这和自身是否具备法律素养没有太大关系。其次，即便是‘法盲’，也不宜指责。”（5月15日《新京报》）
一般地讲，对待同一个公共事件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从言论自由的角度看，这完全是正常的。复旦学子的“求情信”，应该怎么看，自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专家的意见，着实让人大跌眼镜。比如说，记者问“学生们提出这个诉求是否合理合法？”专家的回答竟是“我认为这个诉求合理合法。因为他们没有去干预司法，只是把信寄给了二审法院，请他们考虑，便于法庭进一步了解情况，了解当事人的背景。”这的确有失专家水准。“合法”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法律确实赋予每个公民表达诉求的权利，但是对于“合理”，我就是发挥怎样的想象力，都无法知道这是合了谁家的理。为故意杀人犯求情，何以告慰死者，何以给死者家人一个解释，何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何以尊重民意？因此而言，“求情信”的举动，只能是合法而不合理，这个理就是不符合老百姓的情理。
尤其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专家说：“即便是‘法盲’，也不宜指责。”这话出自专家之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法盲”还不让人批评，这是哪家的法律？面对“法盲”，不去批评，不去指责，你的立场哪里去了？你的正义感哪里去了？这好比见了流氓，不让人批评，还要让女子笑脸相迎，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在我看来，177名学生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而且是来自复旦这样中国最高学府的学子，以他们的教育背景，如果还停留在“法盲”的水平，怎么就不能指责一下呢？我以为，不但要批评他们的无知和感情用事，还要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大学教育以及我们这些年来的普法教育。
现在媒体有请专家出来说话的习惯，专家的意见可以好好听听。不过，还请专家注意一点，不要说不好还说不少，不会说少说。少说，别人不知道你的城府有多深，学问有多大，说多了，弄不好就“一语泄漏天机”，让人看清你的认知水平。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