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参加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后，兰考县参加本次民主生活会的常委接受记者采访。“入党31年以来，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有辣味的民主生活会。我干县区委书记十几年了，从来都是我批评别人，这次也尝到了被别人批评的滋味。”兰考县县委书记王新军告诉记者。（5月12日《郑州晚报》）
县委书记王新军感叹于民主生活会之自我批评的辣味，但更被公众关注的，显然是他的一句话，“我干县区委书记十几年了，从来都是我批评别人……”大概很难有人会想到，一些县委书记是一个几乎不会招致批评的群体。
批评只是最表层的监督官员的方式，倘若连它都不复存在，那么其他监督方式又从何谈起？正因如此，一个从来没有遭受过批评的县委书记——无论批评来自上级还是普通民众——亦是一个长期处于监督真空中的县委书记。“没有人批评县委书记”绝对不是笑谈，它事实上正隐含着监督的难题：于当下的行政生态中，监督部分县委书记并不容易，此种不正常的制约状态又该如何纠偏？
对于“没有人批评县委书记”，将其视为一种制度性的监督乏力并不准确。按照制度设计，一个县委书记日常至少要受到以下几重监督：县级人大、同级的党委和纪委监察机关、上级党委、纪委和媒体。但正如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所表述，“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因为县委书记掌握着权力，同级机构往往难于真正务实地监督，而来自上级和媒体的监督缘于各种因素，又往往难以近距离地抵达，由此带来的难免是“没有人批评县委书记”。
一个从未遭遇批评的县委书记是不正常的，一个不能被兑现的县委书记监督体系，亦需改变。事实上，现已衍生出比没有批评声更大的负面效应。譬如有媒体发现，县委书记岗位已成为腐败重灾区。其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是，安徽阜阳在短短的三四年里，被查出的县级一把手就多达18名，占到该省同类职位总数的六分之一多。一省之内，高达六分之一多比例的县委书记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这反证，激活相应监督机制刻不容缓。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治理的关键作用不言而喻。如何将县委书记的权力约束在安全运行的轨道内，是一个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这需要让现行的监督渠道更务实，摆脱县委书记的权力影响。譬如有些省份就规定，“县级纪委可直接向上级纪委反映县委书记违法违纪事项”，类似制度创新多多益善；另一方面，还需从消减县委书记自身的权力做起，在保证治理效果最大化的前提下，对其适当限权和分权。倘若一切能够付诸现实，参与民主生活会后的县委书记当不会感慨批评来得太晚与太辣。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