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长耿彦波日前表示，“城市拆迁是一种无奈之举，任何市长都不愿意拆迁。”此言引发引发网上热议。知名学者刘东和教授认为：此话最多说对了一半，是不愿意面对拆迁后可能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吧。现在的城市领导，要想出政绩，获升职，在城建上动脑筋，是最快的捷径。可以说，不拆迁，你可能就当不了市长。（3月27日《现代快报》）
众所周知，耿市长在主政太原时，因大拆大建被称为“拆迁市长”。据报道他履新太原后，又要“在3年内再造一个升级版的‘晋源新城’”。不要说从一个似乎对拆迁成瘾的市长口中，听到“任何市长都不愿意拆迁”的话，让人难以相信，即便这话是耿市长对自己行为的真诚反思，他也无法代表天下市长。
这些年，我们的城市弥漫着一种拆迁冲动，以政府和开发商主导的城市开发大都建立在城市大拆大建的基础之上。城市拆迁的背后或许有很多阻力和无奈，但事实却是，市长们总能化阻力为动力，让我们的城市拆迁停不下脚步。
如果市长不愿意拆迁，就不会出现如此多的“拆迁市长”、“造城市长”、“推土机市长”；也不会出现诸如“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等雷语；一些城市年土地出让收益也不会病态地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五六成之多；也不会出现如此多拆迁上访、拆迁血案等社会怪相。
从早期“摊大饼”式的从农村大规模征地、大搞拆建，到现在土地红线约束下的变着花样的旧城改造卖地、拆迁，可以说，城市拆迁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财政收入、GDP、城市形象和官员政绩，但其背后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又无法回避，因为掺入了太多的功利因素和烦恼因素，才让拆迁成为许多官员的“爱恨情仇”，虽然口头上说不，行动上却无法割舍。
拆旧建新，原本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项“常规运动”，但前提是要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适度而拆，依法而拆，减少不必要的拆迁，减少侵民害民的强拆。但在现实语境下，很多城市的书记、市长越来越像经管城市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主导了城市规划、建设在内的所有事务。当下，“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是我们城市建设常听到的口号。不少城市的负责人片面地认为所谓发展就是人口增长，城市楼高路宽，城区面积扩大。城市主政者为求任内政绩，试图把以后几代人要做的事现在就做完，西方国家用200年才走过的城市化进程，我们只用了短短的几十年。
在城市大拆建的热闹表现之下，我们的城市规模虽然在膨胀，楼在长高，但许多问题却越来越难以回避：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千城一面，缺乏生机与个性；大量的失地农民生活在城市屋檐下，成为种田无地、打工无岗、低保无着落的三无人员；城市的总体功能差，用地粗放低效，出现大量“鬼城”、“睡城”；城市负债节节攀高，各种经济问题凸显。如果市长们面对拆迁，继续“根本停不下来”，这些问题又该何解？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