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近日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去行政化倾向明显。有关专家表示，“去行政化”改革多年，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逐步”二字意味着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注定是一场“障碍赛”而不是“百米冲刺”。专家分析指出，“行政化”附着重重利益，领导享受到了行政级别带来的利益和便处，行政级别对应着资源的不同配置权和话语权。（12月1日《新京报》）
高校等单位“去行政化”，呼声由来已久，却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推进。一些高校的校领导和教职人员在公开场合，对“去行政化”可能带来的利益损失表示担忧，主要包括两大方面：高校领导及校内部门负责人如果没有了行政级别，将失去对外流动（调任到党政机关、国企）任职的机会；主管部委和地方各级政府对高校的各项经费支持，跟学校的行政等级密切相关，一旦取消级别，可能影响拨款。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对外发包的智库咨询项目，在挑选合作对象时，往往也会优先选择本级主管、行政等级相对较高的高校等单位，或其下属机构。而地方政府在其经常性开展的人才工程项目、落实人才补贴和奖励政策中，名额确定也与学校、参评人员的行政级别有关。这就使得行政级别，与高校部分院系、跟公共政策联系较为紧密的教职人员的经济利益实现了捆绑。
高校领导和教职人员没有热情主动推动“去行政化”，这在当前的教育、科研管理模式特别是利益分配关系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对其进行道德批评毫无必要。事实上，在美国等欧美国家的高校、中小学校，政府部门等管理方推行的政策调整如果影响到学校内部人利益，同样会遭遇到严重阻力。
很多人特别是官员、经济学家在谈及改革时，总是以“杀出一条血路”作为口头禅，动不动就要“坚定破除（利益）阻力”。这种表述很容易讨得口彩，却很可能是轻率的。高校等单位之所以迟迟无法推进“去行政化”改革，最大的问题不在于高校现职领导群体、教职人员群体不愿意放弃“行政化”带来的利益，而是前面提到的人事管理制度、政府供养科研和教育的资源投入模式、政府人才工程等具体政策实施，体现出的强烈“行政化”色彩。
以人事管理制度为例，许多地方将高校现职领导、校内部门负责人调任或提任到党政机关任职，参照标准就是行政级别，而不是按照调任或提任对象通过学校行政管理、对外交流或项目管理体现出的具体能力来选拔。这样的调任或提任，很难起到提高党政机关相应领导职位知识化、专业化水平的作用。反过来，如果地方党政机关在作出这类调任或提任安排时，根据职位的需要从高校人员在内的考察对象中筛选，不考虑具体行政级别，并实现调任、选任工作的公开公正，就自然而然降低了高校行政级别的重要性及相关改革的阻力。
同样，如若主管部委和地方政府在履行对高校等单位经费投入责任时，依照高校提出并经政府、人大核准的预算，严格公开进行审核（部委和地方主管的多家高校之间也可以实现相互监督），并开展事中事后的效益审计，就足以起到把关作用。换言之，要求高校配合“去行政化”改革，作为主管者、出资者的政府有关部门要首先“大动”拨款体制。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