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高铁在修建过程中，为避让明皇陵，多花了2.3亿元，多建了近6公里的桥梁，多挖了285米隧道。日前，京沪高铁徐州至上海段总设计师、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简称铁四院)王玉泽总工程师，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开披露了这组数据。（《长江日报》11月18日）
世界上距离最长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铁，因高达2000亿的造价一直饱受公众质疑。但是，当人们看到王总工程师透露的这组数据时，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这个钱花得值得”的感慨。在笔者看来，京沪高铁避让明皇陵多花2.3亿元一事，最大的意义在于尊重了一个常识——工程建设当让位于文物保护。
这些年，不管是鲁迅故居，还是张冶中故居、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居，或是蒋介石的行营；不管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管当地市民如何声援，地方文物局如何摇旗呐喊，拆迁的车轮似乎总能轧倒一切。在浮躁的社会建设面前，古文物正在遭遇自“文革”以来最大的破坏。
法治社会中，最悲哀的事不在于法律存有空白，而在于法治精神之不彰。《文物保护法》第18条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第20条规定，“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然而，当拆迁和建设贡献了主要的GDP，所谓的文物保护就显得很无力。
京沪高铁避让明皇陵，不仅仅体现了对法治精神的遵守，更主要的，它在这样一个“拆迁无敌”的时代里尊重了工程建设当让位于文物保护的价值常识。为了守住我们的传统文化密码，让工程建设作出一些牺牲是应该的。相对于无法完全复原文物古迹的这笔账，我们得到的恐怕会大于京沪高铁多出的2.3亿元。
近些年来，修复遗址的情节经常性地在上演：南京计划耗资7亿建造江宁织造府；武汉市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计划投资125.68亿元，重现武昌千年古城；山东济宁花300亿元建史上最大最牛的中华文化城；西安投入十数亿元修复大明宫……重温这些新闻，想想京沪高铁为保护文物多花了2.3亿元，让人欣慰。因为只有原汁原味的东西，才会具有真正的魅力和底蕴。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