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报道,为揪出学生宿舍里的小偷,山东滨州学院5000多名本科男生全部被采血验DNA。专业人士表示,在高校中这样大批量大规模采集普通学生DNA信息,他“从没听说过”。
也许正如报道所说,这是为了“排除学生间误会”,想来很有必要。联想到至今悬而不决的朱令案,如果当年有此技术,不至于拖延几十年成为悬案。再譬如上海高校投毒案,如果不及时“排除学生间的误会”,“误会”积少成多,最后也可能酿成血案。不过,即使出了命案,上海警方也没有如此大规模地采集学生DNA,可见破案不仅仅靠笨拙地、地毯式排查,也要靠侦破技术、破案程序和办案人员的智慧。
按程序说,公安机关侦查案件一般要先排查,根据监控、调查现场遗留物、现场提取的脚印等信息,通过对比和排除,逐渐将范围缩小至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这一个或几个人才能被称为犯罪嫌疑人”。对这些嫌疑人,相关部门才可以祭起查DNA这一高科技杀手锏。否则这么一路查下去,不仅于程序不合,也是一大笔不菲的开支。譬如滨州此次排查估计花费在50万左右。
在程序正义问题上,个别部门总是喜欢以手电筒照人,自己往往习惯于“灯下黑”。譬如这几天央视报道,数个地方手握大印的公务人员,总是习惯于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公仆的工作官僚化。一个北漂小伙办护照来回家乡6次3000公里,江苏的小狄为办营业执照,跑了十几次工商部门。尽管这些官员在曝光之后受到了查处,但是这一“官僚DNA”可能不止存在于这些人身上。
通过DNA追查罪犯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同样,通过检视自身的DNA有无缺陷,以便改进工作作风树立公仆意识,也是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洗洗澡、治治病”就怕病在DNA,病在灵魂深处。通过一两次曝光便能剔除一些人根深蒂固的坏基因并不现实,这需要一个长期的、持续的治疗过程。
(责任编辑: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