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的基本价值看，学术性不会减弱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相反能够在最大限度上保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对于人类社会和现实世界，真实性是个复杂的话题：既有全面的真实，也有片面的真实；既有本质的真实，也有现象的真实。而学术意识和学术研究，通常恰恰是希望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分析问题。
人们通常并不认为报告文学应该具有学术性，依据是报告文学只是客观传递社会信息的一种报道性文体。且不说报道性文体也有不同写法，关键在于学术意识不仅对报告文学有益无害，而且对涉及诸多复杂因素的重大题材和某些专门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还非常必要。
何谓报告文学的学术性
所谓学术，通常是指理论性的研究与学理分析，或者说根据相关理论和特定方法来研究分析问题。作为一种报道性文体，报告文学的学术性显然并非指纯粹的学理研究，而是以相关理论和相关知识来审视、分析实际问题。即报告事件和传递信息时，不是罗列现象，而是要分析因果关系与内在根源，由此增强“报告”的证明程度与说服力。
并非说所有报告文学写作都应该强化学术性，但多少有些学术意识总是有益的。特别是重大题材，由于涉及诸多复杂因素，要想具有深广度的“报告”，学术意识就变得尤为重要，特别是有些特殊题材还离不开专门的理论与知识。
如生态报告文学创作，应该以生态系统整体观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指导，这就需要了解人类生态学，否则就不能深入到生态文化中去考察与研究问题，只能是一些表层的环境思考，甚至陷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实用思想。早期生态报告文学如《北京失去平衡》《沉沦的国土》《伐木者，醒来》等，虽然显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但还是缺乏生态系统思想。后来的《中国森林危机报告》《绿色宣言》《淮河的警告》《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鲸荡》《沉重的镣铐——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考》等，在生态系统整体观与生态文化上就有比较自觉的思考了。
真正的学术意识往往与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研究立场相连，能够提供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式，从而摆脱就事论事、人云亦云的思维模式。比如《哥德巴赫猜想》《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等，这类曾引起过轰动效应的报告文学，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又带有传统思维，基本属于当时“拨乱反正”的时代思潮的产物，而作者的独立思考和深入分析还是比较缺乏的。但长篇报告文学《走出现代迷信——真理标准讨论始末》，其历史反思与现实剖析则更为深刻。这和作者能够从文化深层结构的集体无意识来审视问题，并且进行了大量的文化分析与理论性归纳有关，恰好是学术意识的体现。
学术性已经成为现代趋势
人们对报告文学的理解随着创作实践而有所变化。关于报告文学文体，迄今有四种界定：文学的特殊门类，新闻的特殊门类，文学和新闻的联姻，综合了多种写作门类的“杂交体”，即报告文学是融合了文学性、新闻性、历史性和学术研究等写作特征的综合文体。第四种界定最为周全，不仅能够涵盖报告文学所有特征，也反映了其文体发展的现代趋势。
“杂交体”写法中，学术性是个重要特征。这其实也是一种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有一段时间，报刊发表了很多融合了新闻报道、政论时评和文学描述的“杂体报告”。曹聚仁曾指出：“这一代的政论家散文家和新闻记者，几乎三位一体，成为不可分的时代产物。”当时很多文化名人都写过这类文章，其中梁启超的梁式“新文体”（因与《新民丛报》有关，亦称“新民体”）曾风行一时。“杂体报告”固然重在传达新闻事件和社会信息，但已经有了很多的学术思考。
直至上世纪30年代，人们才更看重报告文学的报道价值。当时报告文学也称“报导文学”和“特写”。这与当时紧张激烈的时代环境有关。人们都希望报告文学能够及时报道社会事件，富于宣传性和战斗性。不过曹聚仁谈论范长江《西南行》《中国的西北角》和《西线风云》等社会通讯和战地通讯时，曾赞扬它们“见解精到”，这其实就离不开学术性的研究与分析。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张光年作总结时特别强调了报告文学实现了“由附庸蔚为大国”的变迁。报告文学发展的更见声威则显然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景图”报告文学时期。而中国报告文学学术意识普遍强化也是“全景图”创作中，如《唐山大地震》《温州大裂变》《中国的“小皇帝”》《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国体育界》《中国的乞丐群落》《中国大学生》《中国铁路协奏曲》《兵败汉城》《西部在移民》等。“全景图”写作兼顾题材重大和学术性突出两大特征。这类作品都有“文化文本”性质，而文化视野、文化比较、文化分析的文化意识，本身就是学术性表现。
这种“学术化”遭遇过批评，认为这意味着报告文学作者充当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多重角色，不惜篇幅引用理论和数据，加以大量分析论说，这种写法给报告文学带来太大负担，读者也受不了由此带来的“信息爆炸”。
的确，“全景图”确实存在求大求全的弊病，但这属于处理问题。必须看到学术意识使得报告文学增强了理性与说服力，而且成为现代报告文学自觉的文体意识。
学术性能更充分保证真实性
尽管理论应该是实践的总结，但不少理论并不能够真正揭示实践状况，甚至是脱离实践的。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那么学术性是否会影响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呢？
应该承认很多理论是有缺陷的，但从理论的基本价值看，学术性不会减弱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相反能够在最大限度上保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对于人类社会和现实世界，真实性是个复杂的话题：既有全面的真实，也有片面的真实；既有本质的真实，也有现象的真实。而学术意识和学术研究，通常恰恰是希望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分析问题。
大量报告文学创作实践也证明了学术意识能够更充分地保障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如“全景图”报告文学创作，它们不再满足事实的记录和现象的罗列，也不再满足只是传达时代意识和公众情绪，而是力求在事实和现象中寻找文化根源，这种审视和解剖能够深入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深层结构。
如写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洪荒启示录》《土地与皇帝》《问苍茫大地》、《庄园惊梦》等，它们报告的问题与现象，如小农意识、平均主义、家族观念、迷信保守、害怕权势等，都和封建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
又如反映改革家“纷纷落马”和改革艰难的《阵痛》《步鑫生现象的反思》《未能走出“磨房”的厂长》《新闻人物启示录》等，也着重报告了小农经济文化和小农思想对改革的严重阻碍。《神圣忧思录》《黑色的七月》《多思的年华》《高考落选者》是写教育话题的，同样可以看到许多耐人寻味的深层文化问题。
报告文学讲求客观，但不可能纯客观。报告什么和怎么报告，就涉及主观性。报告文学曾经被冠之以“文学轻骑兵”的赞誉。表明这种文体能够及时反映新人新事新生活，同时强调文学渲染力，以弥补一般新闻的简要以及表现方式的干巴，利于大众接受并形成公共舆论。但“文学轻骑兵”也导致了“主题先行”、“图解政策”等“时代传声筒”问题，结果不少作品的真实性就存在问题，回避了一些众所周知的矛盾。如果有学术意识，多少可以避免一些明显不足。
有些经典作品早已证明了学术性对报告文学真实性的重要。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就呈现了多种情况和多种思考。这既是描述朝鲜战争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为史学家的托兰不仅注意从事实出发，而且非常注意历史比较研究。中文版序言作者华庆昭说，托兰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且“他对新中国一贯友好，怀有深厚感情”。《漫长的战斗》是作者在中国出版的第六本书，用托兰自己的话说，“很久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对我写的客观历史表示赞赏”，而“本书也因其客观态度及反映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战争中举措的新材料而受到称赞”。
美国著名记者也是史学家的威廉·夏伊勒，其《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既是历史著作又是长篇报告文学。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罗珀称赞它为“杰出的研究成果，生动感人的叙述”。这部影响宽泛的经典显然离不开学术研究。夏伊勒此书的成功不仅得益于阅读了数量惊人的文献，进行了长期调查研究，而且得益于作者丰富的学识。
（作者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