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一时期，无论是传记文学还是报告文学，都呈现出一种复苏、上升的趋势。例如贾英华的《末代皇帝的非常人生》，张盈盈的《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殷允岭、陈新的《焦裕禄》；何建明的《国家》、陈启文的《北京风暴》、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沙林的《不能缺失的心》等作品，都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情怀和理性的感情色彩。同时，令人欣喜的是，这些传记文学、报告文学作品也频频挤入畅销书排行榜。
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鼎盛与90年代的低迷后，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似乎迎来了一个花团锦簇的春天。而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创作中的问题，也引起学界的再次关注。光明日报近日连续发表专家文章，探讨媒介环境巨变的形势下，报告文学的创作短板，问诊其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慨叹繁荣的同时，专家们对一些作品走向史料化、商业化、新闻化的误区不无担忧。
日前，文学理论家阎纲、冯立三、李炳银、作家徐刚、李健，结合“文化名人工程”的历史人物传记写作，共同探讨了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的现状、发展及未来诸问题。本报择其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的分野
结合实际，批评家阎纲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作协主持的“文化名人工程”的历史人物传记写作，请报告文学作家参加，是不是有悖于报告文学写作的特性和优长？
《中国报告文学》主编李炳银认为，传记肯定是要按传记要求，而且传记和报告文学相通的地方，就是它要写实的，要以事实为基础，要不违背事实真相。“为什么会找一些从事报告文学的作家来写呢？正是因为报告文学作者在真实性的把握这一点上有长期的训练，他有把握真实的这种自觉。”《立传》主编李健的意见是，传记和报告文学它们在文学领域里唯一的共性是对真实性的恪守。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史传合一。“你文章里有一处细节失实，读者会觉得你通篇文章造假。”
阎纲也赞同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二者确有共通的东西，但是，二者的区别在于报告文学是新闻的衍生物，更重事件，即当前社会的热点、痛点，或者时代精神种种，以写事为主。传记文学却以写人为主，着重写人，写人的历史，写人的心灵史，个人的私密。李健补充说，因为传记文学主要强调传主的生平、个性、轶事三要素，而非新闻。
批评家冯立三强调，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在追求真实性这点上有相当大的共同点，但是趋向真实的手段是不一样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因为绝对真实永远达不到，每一个人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客观存在。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传记文学，中间有交叉的灰色地带。“报告文学更注重即时性，传记文学可以有相当大的历时性，它可以跨越整个人生阶段。报告文学的即时性表现为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它从新闻发展而来，要针对现实问题，要解决现实问题，要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新的认识和思路。传记文学更加注重历时性，更加注重历史哲学的总结和提炼。它是以总结经验为主，而不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在艺术性上也有区别。在真实性的前提下报告文学注重选择和强调，传记文学更注重历史的完整性。一个受限于政治，一个由历史作鉴定。”
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要有“干货”
冯立三感到，当前的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都有缺点，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遗忘、放弃各自的历史传统及教训。中国传记文学，源头《史记》很伟大，包括墓志铭有时候是很简练的一个传记，非常漂亮的古文。报告文学从西方引来，从日本引来，从前苏联引来，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现代的传统，比如说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夏衍的《包身工》，那时的报告文学是时代先驱者和具有高度文学教养的文学家的报告文学，思想深刻，文笔卓越，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1957年，《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在将时代性、干预生活、与文学性的融和上，在艺术整体性上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重要发展阶段。
冯立三说，新时期的报告文学的发轫之作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随后引来一批类似作品，写陈景润，写李四光，写徐凤翔，知识分子第一次被当做英雄予以歌颂。那不是单纯的歌颂一时英雄人物，是要解决当时对知识分子待遇不公的问题。所以成为划时代之作，有石破天惊之效。
谈到这些优秀作品，阎纲补充道，一定要强调文本分析，活生生的东西存于文本。经验全在精品文本里头。从史实出发，面向现代，审时度势，憧憬未来，把握文、史融合的自由度，敢遣“干货”上笔端，拷问着每一位对历史负责同时对个人负责的传记文学作家。
警惕商业化与新闻化
李炳银说，现在传记文学的重要问题，就是为传主忌讳甚至遮丑。“我觉得，传记文学这些年也有变俗的一面，很多企业家的传记，歌星、影星的传记，主持人的传记，实际上这些传记，脱离了传记纯粹的本质的核心的价值。传记文学现在变成了一种宣传广告和功利性的东西。”
对于报告文学，李炳银的意见是，这是一种写实性的文体，随着时代的快速变化，人们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变得复杂多变。要把这个时代看得清楚，表达得痛快、淋漓尽致和充分，传记和报告文学似乎更有优势和力量。真实本身是有价值的，当然了，真实不等于就代表了真理，但是真理一定是真实的。“由于作家是现实的，作家是当代的，你的感觉，你的选择，你的情感和他的沟通都是处于现在，所以任何写古代传记也好，写现代人也好，实际上都是为了现代，都是为了寻找一个现实的答案在里边。所以，我认为传记文学是用真实的人，真实的事，真实的精神给现实的生活立一个榜样。”
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文学，如早期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通讯体。但是李炳银强调说，两者是有着重大区别的。真正的新闻要求记者不能随意有倾向性的，是要客观表达，提供事实。但是报告文学不一样，报告文学里边事实是基础，作家需要更有倾向性的选择。所以无论是传记文学还是报告文学，里面必须有作者的立场，有作者的观念，作者的眼光。
（责任编辑：周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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