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现实——
“日常的”、“有意味的”受欢迎
近两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等作品，吸引着读者的目光，也似乎预示着报告文学的某种新变。
如果说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文学，是时代的报告的话，那么前述这些作品没有具体而重大的新闻题材，其新闻的意味是内在的，给读者传达出更多的是关于乡村的新状态、新信息、新感受，很有当下生活的质感。这些作品不只是叙写事象，作者个人化的感情和深刻的思考也包含在叙写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的作者都不是职业作家，但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朴素叙说以及蕴藉其中的思考，在一些专业或成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那里是不多见的。
报告文学最基本的价值就是现实品格，这是报告文学文体存立的基本支撑。具有现实关怀品格的报告文学，要求作者回应社会关切，关注现实，介入现实，呈现真实，并且对报告客体做出具有思想深度的解说。由于存在语境的变动差异，报告文学现实品格的呈现也与时俱变。最初，报告文学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由其题材的新闻分量决定的。作品政论式的解说，在文学处于中心的时代也比较容易产生效果。而在资讯发达的今天，报告文学已不具有新闻优势。这一变化，直接影响着报告文学的创作。
上述作品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这些非职业写作的报告文学，之所以能在界内外获得关注和好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满足了读者对报告文学新的阅读期待，即叙写他们日常生活中有意味的故事。莫言曾区分过小说的两种写作，“为老百姓写作”和“作为老百姓写作”。这里实际反映了作家两种不同的写作心态和姿态，前者对生活、对读者取居高之势，后者则敬畏生活，与读者平等而谈。前述几部报告文学新作无一不是“作为老百姓写作”，作者因生活其间而写作，而不是因为写作而“生活”，所以姿态低，紧贴大地，写作自己亲历的生活，采用明显的现在进行时态，很有生活意味和生活密度。当然，这一趋势也意味着，报告文学需要重新发挥自己作为叙事文学的优势，靠“叙事信度”吸引读者，把技巧深藏于对现实的书写之中。
面向历史——
边界厘清的必要性
近年有一种以纪实文学置换报告文学的倾向，其中重要的背景是报告文学在作历史叙事时出现了边界不清。本来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文学，边界是比较清楚的，但历史报告文学的风行甚至泛化，使得对其边界的定义难以自圆其说。我们可以说董汉河《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钱刚《海葬》等是历史报告文学，因为这些作品的现实意旨是很明显的，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特殊对话。但我们却很难说包括王树增《1901》在内的一大批历史纪实作品也是报告文学，起码它们的“非典型性”太过明显。
应当明确地说，报告文学是可以也有必要向历史开掘的，但这种开掘必须设限。失范的历史报告会使纪实走向它的反面——虚构，而虚构无疑就取消了报告文学。合范的历史报告文学写作，其基本的要求是作家在还原历史存在时是“够得着”的，无需以虚构再造历史。这种“够得着”首先在叙事对象的时间上是适度的，大致为百年上下，对过于久远的历史作非虚构的叙写，其叙事的信度值得质疑。其次在具体的写作中是可纪实的，即历史的存在具有切实的史料、文献记载；作者能够通过采访与过往的存在具有关联的人物，走近历史，再现历史；作者还可以通过踏访历史遗迹，感知当年人与事活动和发生的现场，触摸有温度的历史。再次，在作品的价值生成上，作者需基于当代意识，更关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精神联系。
此外，以纪实文学置换报告文学，实际上模糊了报告文学对于真实性的特殊规定。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指所写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客观真实，而纪实文学作为一个大类，其内含的个体对真实性的要求不一。“纪实小说”、“非虚构小说”等纪实文学，不像报告文学那样有着严格的客观真实的要求。有些报告文学作品中有虚构的存在，但不能反过来认为报告文学可以虚构。“略有虚构”，正是徐迟《哥德巴赫猜想》这一名篇的硬伤。当然，客观真实在写作实践中是一大难题，语言记录与现实存在之间有差异，语言转换的过程中会出现误差，难以做到完全的一一对应。但作者应坚守的底线是对于虚构不能“主观故意”，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表达效果，在涉及人和事等基本属性的大节方面，故意虚构，否则就越过了报告文学的边界。
有关报告文学名称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对这一文体的认知至今还模糊不清。这种模糊不清，给报告文学创作、研究、评价等造成许多障碍。鲁迅文学奖设有报告文学奖，但不少参评作品是一般的历史纪实、现代人物传记，这使评奖者难以把握。由于文体边界的游移，也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伪报告文学”，一些泛历史纪实和失真较多的作品，影响着报告文学的声誉。另外，文体的边界关联着文体特性的确认，关联着研究的理论依据。因此，明晰报告文学的边界，是当前言说报告文学不能绕过的问题。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