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报告文学在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鼎盛期和90年代的低谷期之后，表现出多元裂变与平稳前行的态势。在影像视听艺术成为大餐的今天，有良知的报告文学作家仍然在坚守着严肃的写作，令人欣喜的作品也时有出现。特别是近些年来，强调个人性和亲历性，关注底层现实、呈现生活原生态的“非虚构”文本的出现，使传统报告文学写作的理念、视野和方法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获得刷新与拓展。然而，当下报告文学创作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困境，这表现为决定或影响报告文学发展的外在因素，譬如技术理性对文学的统摄和钳制，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日益成熟，以网络、电视和新媒体为代表的视觉文化的兴盛等；同时，报告文学的创作质量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
史料化：现实性的缺失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再现对象的书写取向。有人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进入新世纪，这种状况仍然有增无减，而且大都将目光聚焦于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和战争。不能说其中的作品没有可取之处，但有相当比例的作品动辄几十万字，堆砌历史资料的史料化现象颇为严重，其间几乎看不到作家对于现实的回应与思考。当下报告文学史料化倾向的出现，可能会有诸多的理由，譬如网络和电视信息传播的迅速与公开，使常规思维中报告文学作为文艺“轻骑兵”的新闻报道功能大为弱化；力图强化报告文学把握事物的深度和力度，以维持、彰显自身的写作优势，使日渐萎缩的文学重新积聚能量；当然，这其中可能还有作家规避写作风险的生存考虑。但有一点不能含糊，那就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现实性本质。
报告文学与虚构文学写作在目标上存在着差异，它要通过写实性或者说非虚构性叙事，表达作家对现实社会文明进程与状态的观察、反思甚至批判。报告文学文体存在价值的凸显与获得，并非在于其对于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描述的全面、“打捞”的及时，甚至猎奇式的钩沉，而在于它对于现实触及的刚性和锐敏。正如茅盾所说：“‘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对于现实，特别是有关当下转型时期重大社会和民生问题现实的表现，应当成为报告文学艺术指向的首选，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坚守现实性的基本责任和书写伦理。在现实面前，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报告文学作家不应该“王顾左右而言他”。否则，报告文学写作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意义。
进一步说，即使是在报告文学中回看历史、钩沉过往，也应立足于现实的支点。近几年来出现的书写历史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大都具有这样的特质，比如何建明等的《忠诚与背叛》、黄传会等的《中国海军三部曲》、赵瑜等的《革命百里洲》、杨黎光的《中山路》、李鸣生的《发射将军》、陈秉安的《大逃港》、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这些作品将所书写的宏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激活，发掘并凸显其与当下现实的某种对应性或启示性，让所书写的历史不再“史料化”，而是真正活起来，让今昔对应和对话，让历史告诉现实，让历史启示现实。
商业化：反思性的消解
正因为报告文学具有以写实为主要特质的非虚构性，一些报告文学作品染上了以趋利与媚俗为标记的商业化色彩。
趋利，即为权钱傍身的某企业家或企业、某单位领导干部等制作没有任何客观反思倾向的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广告”，目的主要是获取金钱和利益。这种情况在当下一些包括纪实在内的文学期刊里存在，可以说是被“广告”者、写作者和报刊三方合谋的产物。媚俗，则是指报告文学创作热衷于市井百姓奇闻轶事、名人明星绯闻趣事等书写，以取媚于读者和市场。报告文学写作趋利与媚俗的情况和原因较为复杂，比如被“广告”者需要借助这样的形式扩大知名度，赢得某种好处或利益，从报刊的角度而言，主办者可能是希望发表这样的文字以解决经费不足或用来“创收”等。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作家和报刊利用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所构建的“真实”要素作为卖点，制作趋利与媚俗的作品。这样的行为已经对报告文学这样一种原本具有严肃的现实反思性的特殊文体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商业化在报告文学中的存在，实质上就是对这一文体本应具有的反思性的消解，对“批判性话语文化”的改写或颠覆。其结果就是放弃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身份特质，放弃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反思、求索和批判，进而成为权力或金钱的“吹鼓手”，与权力和商业交易同质化的思维使报告文学丧失了表达的真实和表现的真诚，丧失了独立写作的自由心态和自然境界，它使作家获得的是暂时的利益，失去的却是人格的尊严、作家的尊严和文学的尊严。试想，当大多数读者都将报告文学与“广告文学”和“地摊文学”挂钩时，它离日薄西山也就不远了。
令人欣慰的是，当前仍然还有一些作品值得致敬。周建新的《朋友，我能给你什么》写的是全国道德模范郭明义的事迹。在作品中，作者强调其写作原则是不唱颂歌、不去虚构、不堆砌素材，写踏实、写透明、写灵魂、写精神。李春雷的《木棉花开》原汁原味地还原出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的人性、个性和党性。这些作品写的是道德模范、领导干部，但没有“广告”之嫌，更没有趋利和媚俗。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对于现代化进程中被“迷失”、被“遗弃”乡村严酷现实的描述，朱晓军在《一个医生的救赎》里对当今医德的审视、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病象的解剖，又在表明：报告文学的使命不是描画风花雪月，而是要关注民瘼、民生，与百姓站在一起。
粗糙化：艺术性的失控
客观地说，当代报告文学经过近30年的发展，艺术性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但如果以更为严格的审美标准来要求的话，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粗糙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具体说来，粗糙化主要表现在：缺乏艺术营构意识，叙述结构上缺乏创新，平铺直叙多于精心设计；材料取舍上堆砌素材，个案重复，不注意剪裁和精练，是长篇盛行的原因之一；语言和修辞方式上缺少文采、美感和蕴藉，新闻式表达居多，甚至成为通讯、先进事迹介绍、广告宣传文本的山寨版。此为报告文学艺术性的缺失。
混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为增强作品的生动性和可读性，无甄别地搬用小说等虚构艺术形式的表现方法，在文本中加入大量未有田野调查或文献根据的人物对话、心理描写、场面和细节描写等。其结果就是突破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的写作伦理底线，在造成事实与虚构混淆不清的同时，也消解了报告文学文体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现象在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中也普遍存在。此可谓之为艺术性的失控，颇有些矫枉过正的味道。
粗糙化暴露出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文体意识的淡漠、艺术修养的低下和艺术营构能力的缺乏。实际上，新世纪以来仍然有一些报告文学作家以其比较清醒的文体意识写出了精彩之作。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王旭峰的《家国书》、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李迪的《丹东看守所的故事》等之所以获得广泛好评，正是在于这些作家对于报告文学文体意识的清醒认知，以及对具有报告文学自身特质的审美表达的不懈追求。
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一个品种，报告文学与虚构文学的审美特质有着诸多不同，与新闻和论文也有着诸多区别，但在某种程度上，报告文学又能够取其所长、兼容并包。如果大多数报告文学作家能够善于体味和把握这些差异和兼容，那么，报告文学粗糙化问题的解决或许指日可待，报告文学创作才能真正地走向规范与健康，迈向繁荣。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