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今年1月21日，随着一纸文件下发，山西大同县终于成功“返贫”，开始享受贫困县待遇，获此称号后该县已获得千万元的资金扶助。（相关报道见本报A14版）
何勇海（四川市民）：贫困本不是个光彩的名头，大同县为何会“弃富逐贫”？原因恐怕在于，其尝到了“贫困帽”带来的甜头，抱着政府的“扶贫奶嘴”不愿撒手。可以说，这种不愿“断奶”而“等靠要”的做法，是种精神贫乏，比贫穷本身更为可怕。
“小康县”与“贫困县”，不同的帽子之间，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待遇，媒体概括为，得“贫困帽”者“多助”。难怪随着国家扶贫力度加大，“贫困”的名头被各地当作香饽饽争夺，一些富裕起来的县份因怕被摘掉贫困帽子，也刻意藏富。“小康县”主动“返贫”，也不难理解。
张枫逸（河南职员）：地方政府争戴穷帽子已经不是新闻。在去年，湖南新邵县打出宣传标语，“热烈祝贺成为贫困县”的黑色幽默，就让相关话题受热议。对此，社会舆论也早有共识，逆向激励的扶贫机制亟待调整，改“输血型”为“造血型”，将贫困县限期脱贫与地方官员考核挂钩，从而激发其内在活力和发展动力。
不过，小康县大同县主动“返贫”并不只是为这个老话题多了一个新样本。实际上，无论是16年前不可思议地申请到“小康县”称号，“穷人戴上地主的帽子”，还是16年后跑竞赛般成功返贫，享受到觊觎已久的扶贫待遇，都值得解读和反思。
余谷（湖北大学生）：在时下，“贫困县”名号早已成香饽饽。如果说，大同县享受“贫困”待遇，还是名副其实；那么有些藏富炫“贫”的地方，也投身“贫困县”帽子的角逐，未免有些投机。2012年3月，《中国经济周刊》曾披露，经对679个国家级贫困县名单的调查，发现其遴选很是混乱，没有退出机制，有些地方物力充裕蒙混过关，某些发展滞后的地方，倒没能入选。
在失序的遴选机制下，角逐“贫困县”，也就成了需“技术含量”的活儿。据报道，有地方曾因获得贫困县称号，而鸣鞭庆祝。而网上也流传着一个段子：“甲县和乙县争取贫困县名额，最后甲县失败了，记者采访问其原因，甲县县长含泪回答：因为我们县实在太穷了！”，讽刺意味不言而喻。
吴睿鸫（河北公务员）：据了解，国家评定“贫困县”的依据，主要是贫困人口数量占乡村人口比例、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等项指标。实际上，在各地申报贫困县时，往往虚报贫困人口数量，再加上评估方与贫困县的利益一致性，“贫困县”遴选也就难免夹杂水分。
要想彻底改变“贫困县”帽子错置的状况，就要对现行的扶贫机制进行“手术”。首先，不妨划小扶贫范围，由扶贫县变为“扶贫村”，这样更能保障扶贫资金的公平性。其次，建立退出机制。为入围的贫困县设置个时间表，用倒计时的方式，倒逼贫困地积极主动地脱贫。第三，还要根据各贫困县的财力状况，重新界定扶贫资金比例。此外，还应给扶贫机制注入法律因子，让那些通过欺诈手段骗取国家扶贫资金的责任人，受到实质性严惩。
李万友（云南职员）：要政绩的时候，就拼命给经济指标注水，直至被安上“小康县”的头衔，为之沾沾自喜；看到“贫困县”好处多多，又坐不住了，主动“返贫”。千真万确是，要政绩戴富帽，要利益戴穷帽。
很显然，大同县从“小康县”到“贫困县”的转身，说明了现行扶贫机制存在漏洞，“贫困县”的评估裁量本就不该有太多随意性。
与此同时，它也昭示着，一味“输血式扶贫”不是长久之计，对贫困地区的扶持，不能是僵硬地资金供应，助长“等天上掉馅饼”的惰性心理，而应授之以渔，激励其寻求脱贫的法子。
说到底，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才是最好的扶贫，也才可能有效脱贫，“扶贫先扶志”说的就是这道理。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