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大问题。国外的片子也有大量虚构、夸张（例如《007》），可是怎么还那样引人入胜呢？而中国导演明明是想往“真”里搞，结果却假得令观众像嚼沙子一样难受。
这背后有一个专业问题，通俗一点说，一部电影首先要预设一种“规定情境”，好电影的虚构和夸张，不但不能脱离这个“规定情境”，同时还要适度地尊重生活逻辑、生活常识。
说到此，人们会觉得电影中真假这件事不是挺简单吗？难道中国导演连这个都搞不定？还真的就没搞定。
《一九四二》无疑是一部动态的“流民图”，然而放映过程中的频频笑场，就说明不是几个人缺乏“阶级感情”或怜悯之心。比如把那个随难民群布道的传教士诠释成小丑一样，几次引发笑场，不但有点假，还有点不合时宜地戏弄了宗教信仰。又例如，陈道明频频用诡诈的眼神表现蒋介石的内心活动，好像蒋是个受审的罪犯，而不是堂堂的委员长。再有，国民党上将衔的军官那肤浅的趾高气扬，以及把他与河南省主席的关系表现得那样轻浮、痞子化（内心状态），恐怕也有悖史实。
而下面这个假，甚至让我怀疑这部电影中或许还有很多我没能力识别的、黑白颠倒的“大假”。
片中陈布雷的形象比蒋介石年轻不少，他一身三件套西装，很有些洋派头。他跟在蒋介石左右，俨然是一个贴身秘书，协助蒋打理公务琐事。蒋高高在上，陈恭敬小心，很有些官场气。
实情却是，陈布雷是个记者、编辑出身的文人，只比蒋介石小3岁。他的气质是：谦谦君子、文质彬彬、朴实沉默，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做派。他的外形特点是：身材瘦小一米六，不修边幅乱头发，常年穿着很旧的黑色长衫，右手不离“三五牌”香烟，走路迈着细碎的步子，左臂僵直不怎么摆动。他常年患严重的神经衰弱，靠大剂量的安眠药睡眠，脸上带着明显的文气加病气。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蒋对他的尊重，胜过对绝大多数党国大员。蒋只称张静江、胡汉民、汪精卫等几位国民党元老“XX先生”，却从始至终都称陈布雷为“布雷先生”。陈布雷的主要工作，一是给蒋起草重要文书，为蒋的重要电文把关；二就是以幕僚灵魂的身份参加蒋的智囊会议。会上他很少说话，偶有点睛之句，会议结束后，蒋会经常与他就重大问题单独长时间讨论。陈很少亲自会客，省主席级别的官员一般都由其手下接待，只有陶希圣、张治中、邵力子、孙科、张群、陈诚、于右任这种量级的大员或挚友才亲自接待。
好了，把电影中的陈布雷与这个陈布雷比较一下，就知道不仅他们的“神”驴唇不对马嘴，“形”也是南辕北辙。其实这样一个特点鲜明的历史人物，导演或演员只要翻一晚上资料，就能把人物演到“形似”的地步。当然，演到“神似”就很难了。如果不能深刻理解中国旧文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习惯，就不可能将陈布雷刻画得“神似”，这可不是查几天资料就能达到的。也正因此，《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某些片段，才显得虚假。
要不是碰巧刚看了些陈布雷的资料，我也不能识破陈布雷这一角色竟会假到如此地步。
《一九四二》中饥民普遍不瘦，虽然演员们都声称进行了事先减肥，但效果实难恭维。历史上有不少演员都曾为了瘦身而做出过惊人的努力。《金陵十三钗》中饰演假教士的贝尔为了扮演《机械师》里的角色，曾经两周内减肥57斤，直到医生告诫他再减下去会有生命危险；后来为了演《蝙蝠侠》，又在6个月内增重90斤。这种损害健康、近乎玩命的行为后面，一定有着品格和敬业精神的支撑，体现的是一个电影人对于电影艺术和公众的尊重，也是艺术家道德和职业品位的反映。
中国电影的“假”，大都不是电影人的恶意造假，很多时候也不是因为资金不足，问题的根本，是我们缺乏“真”的能力。
冯小刚在中国不是一般的小导演，我们有理由用“国际优秀电影的标准”来衡量、要求他的作品，否则中国电影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