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电影

　　城市与电影，就像一对双生花。前者提供原型，后者记取倒影，它们之间的互文关系令人着迷，因而也促成了我的书《城之影》。

　　在柏林，有一座残缺的威廉大教堂震动了我。二战盟军攻克柏林时，它被炮火炸掉了头，故又称“断头教堂”。但政府不仅从不修复这颗甚至有些骇人的“断头”，还在它旁边树起现代感十足的奔驰大厦和新教堂。这表面的突兀和不协调，是为了记住历史的耻与辱，为了对照和警示。一个城市的胸襟和境界，就在这些无言的姿势中确立。也正是在这座城市，诞生了用来自非洲的现代和解哲学来思考德国历史的深刻电影《生死朗读》。

　　在维也纳，我曾被一座建筑惊呆了。这是一个完全颠覆了规则和直线的童话世界——扭曲的楼梯、彩色的卡通柱、屋顶的草长莺飞，闻名世界的“白水屋”让这个优雅的咖啡之都充满自由灵动的气息。也许正是这份对自由的极度包容，迄今已有700年历史的维也纳大学走出了27位诺贝尔奖得主并有科学圣地“麦加”之称，也走出了奥地利历史上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女性得主，桀骜不驯的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用笔来向整个男权社会挑衅，甚至拒绝到场领奖。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翻拍自她的小说的《钢琴教师》，被称为千载难逢的影片。

　　在巴黎，参观被誉为欧洲最美博物馆的奥赛美术馆，如同进行一场印象派的饕餮：乔治·修拉的《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德加的《小舞者》，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而逾千家与商业院线平行的艺术院线，使法国成为世界上电影最多样化的放映国家。正是这个艺术至上的城市，引来美国大导演伍迪·艾伦拍了向它致敬的《午夜巴黎》，用一种超现实主义方式，让一位美国年轻人乘上一辆神秘马车，邂逅了巴黎的黄金时代——他做梦般与马蒂斯、毕加索、达利、布努埃尔、高更结识并成为好友。事实上，许多美国电影都有这样的情结：一个从美国来的人喜欢巴黎，住在左岸，他们知道这座城市的很多传说，他们追随自己的前辈，抽法国烟读法国书……

　　在罗马，令我惊叹的经历是，在古罗马帝国广场的残垣断壁中忽闻一片欢呼声，教堂里走出披着婚纱的新人，于千年帝国遗址举办21世纪婚礼——这种组合对于我这个来自大步流星地从历史上踏过去的国家的人来说，委实是一件很刺激的事。除了早年让罗马一鸣惊人的《罗马假日》，还有今天的《口是心非》、《美食、祈祷和爱》等，美国用电影一次次表达着对于罗马的遥远向往。

　　一个城市在电影中被塑造为怎样的形象，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它自身的气质和内涵。北京作为一座现代大都市，无论在本地人徐静蕾执导的《杜拉拉升职记》还是彭浩翔拍摄的《春娇与志明》里，无一例外地被冠之以CBD的摩天大楼、三里屯的夜店以及美轮美奂的长城脚下公社之木屋。这些的确是现代北京的时尚注脚，但是它们止于地理标志而非文化标志。《我愿意》更把一场北京求婚放置在伦敦，让男主角动用私人飞机和巨型钻戒来打动芳心，银幕上的这个北京没有你我他，只有对于一个天价房产压得老百姓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的城市而言显得既虚妄又乏味的假象。至于上海这个美得不一样的城市，它的东方明珠、外滩、石库门新天地就像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太平山夜色一样，永远明信片般出现在电影中。但是上海至今没有诞生过一部有如许鞍华《天水围的日与夜》那样的电影，银幕上是我在油麻地遇到的卖叉烧、买叉烧的普通港人，他们是香港真正的基石，安之若素地过着并非假象的生活。

　　电影无需承担城市形象的传播义务，但摄影机的镜头可以作为我们对于城市的某种观看之道。当一座城市的文化印记、精神取向是飘忽的，那么投射在银幕上的它也将是飘忽的，即使流光溢彩，难免空洞苍白。对于巴黎，伍迪·艾伦作为外来者，也不可免俗地在电影开篇把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花神咖啡馆这些知名的地理标志拍了个够，然而不一样的是，他把握了巴黎的魂。而这深藏在肌体内部的魂，又是巴黎自身清晰散发给世界的，它通过一座又一座艺术博物馆、塞纳河畔的二手书店、艺术院线以及无数传世的经典电影，告诉了我们巴黎小巷的秘密……在关于城市的电影中，如果只有景、没有人，只有场面、没有生活，那无疑是一座精神荒凉的城市。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师）

（责任编辑：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