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的“开胸验肺”，让张海超成为有名的尘肺病患者，并获赔61.5万元，他买了汽车、空调以及台式电脑，三样东西只要有一样，在农村都不能上低保，所以当年政府“特事特办”批准的低保被取消。根据乐观的估计，张海超还有四年寿命，离婚后的他正在为女儿寻代养。（12月5日燕赵都市网）
关注首先是集中在张海超个人身上的，然后不断深入，延伸到：1，规范劳动用工，不要再让劳动者暴露在过于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让他们高高兴兴来上班，平平安安回家；2，规范医疗检测程序，避免权力、金钱任意介入，垒起高高的门槛，将劳动者拦在检测的大门外，迫使他们不得不选择“开胸验肺”；3，对于已经患有“尘肺病”的不幸者，要为他们讨还公道，给他们合理赔偿，予其以好的医疗，保证其生活质量；4，劳动者的工作环境过于恶劣，资方负有责任，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管理不善，同样负有责任；5，凡此种种，都应是制度性质的，是成一单独体系的，不应与其他种种搅在一起，至于理不清、行有亏。
张海超是一个典型。但典型并不足以掩盖全部。何况，纵然是典型本人也依然处于不够公平的待遇中。张海超一直在争取公平，且纵然他已经是有“全国影响”的名人，他获得的赔偿也不过是61.5万元。相比于他受到的严重伤害，包括按乐观的估计，他也不过能活到35岁左右；包括比较高昂的生活成本，譬如每天要吃一百多块钱的药，以及尘肺病人怕冷，必须去广东过冬等，61.5万元的赔偿实在太少。
我说一个很黑暗的例子。一些司机会在聊天时说，如果撞伤了一个人，干脆再撞一次，撞死就赔一次钱，撞伤了要治疗，是“无底洞”。不谈其他，只是说维持病弱之躯真的花费巨大，这本来是常识。特别像张海超这一种情况，61.5万元的赔偿标准究竟是怎样算出来的呢？遑论这61.5万元的赔偿之所以能兑现，恐怕还与张海超是有“全国影响”的名人大有关系。如报道中所说，其他非“名人”型的尘肺病人的生存状态更远远不如张海超。
张海超被取消了低保待遇，在我看来是无可厚非的。他毕竟已获得了61.5万元赔偿，肯定不在低保的覆盖范围内了。既然不在这一范围内，就不应该给他低保。他的问题所在，是所得赔偿太低。譬如说，不是赔偿61.5万元，而是赔偿615万元，可能就稍微能满足他的生活、医疗及其他善后事宜所需了。赔偿615万元以至更多，对于张海超的受伤害程度来说不高，参照国际标准来说不多。反之，如果张海超一直得不到对于伤害本身的赔偿，在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后只能靠低保维持最基本的食品供给，或者在张海超争取到赔偿后，因为赔偿标准太低，必须靠低保补充不足，显然都是令人悲哀的。在具体层面上，正是制度不完善、权利无保障的标志。
低保与劳动保障、劳动伤害赔偿是两码事，各自在轨道内独立运行。类似事件中，低保、廉租房、帮助家属安排一份工作等等纷纷登场，在相当程度上是“和稀泥”。既是一种虚无的情感攻势，也是制度缺陷的延续。
人民不需要“和稀泥”。
我们只是希望着：当焦点事件发生后，社会能够有自我修复能力，能够健全制度，以避免重复制造出同样的悲剧；所有的人，包括张海超在内，在已经受到过严重伤害后，不会继续被轻贱，不再受第2次伤害。
张海超或者将再次成为焦点，但他个人的或许可能被特别对待绝不等于是问题的全部。张海超为个人争取公平，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在社会意义上，他就是在为所有人争取公平。就具体事件而言，我们当然希望张海超得到公平。而在具体事件之外，我们都知道：所谓社会运行的公平，必须是每个人都获得公平对待。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