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无法准确掂量这个奖项的“含金量”，但从物以稀为贵来说，理应视若至宝。说起来这是第一位拥有中国国籍、并且身在中国的中国人摘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与莫言获奖时的第一反应“狂喜并惶恐”不同，他的家乡高密已经欣喜若狂了。
本来“欣喜若狂”只是形容高兴到了极点，丝毫不含贬义。然而，高密在莫言获奖后的表现，却在欣喜中，把“若狂”演绎成真正的“失去控制”。就算把游客从地里挖出一根萝卜，塞在衣服里。出了门，向村民展示，“莫言家的萝卜，莫言家的萝卜啊”当做民风的纯朴，但是，“莫言家乡拟花千万种万亩红高粱”，是不是官家在发狂呢？
在高密，农民已经不愿再种红高粱。管委会曾经为了鼓励农民种红高粱，每斤高粱补贴一块钱。但即使补贴，第二年也没有人种了。现在要种一万亩红高粱，只能采取每亩地补贴一千块钱的方式，“把本先给农民”。一亩地一千，一万亩就是一千万。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在不知“钱从哪里来”的悬空下，毫不犹豫地表示，“这一千万先要扔出去”，“赔本也要种”。这是不是有点“若狂”的味道了？
其实，在这种亢奋里，反映出的是一种虚弱，一种中医理论叫做“虚不受补”的体征。诺奖年年有，只是花落谁家而已。对此作出既不像“受宠若惊”，也不像“名至实归”的惊喜状，竟还把“欣喜若狂”演绎到极致，至少让笔者在诧异中发出一丝唏嘘：这多么像一个体质虚弱的人，偶尔服用补药后出现的虚不受补的症状。
如果说莫言获诺奖，当地欢天喜地一下还在情理之中，那么，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手忙脚乱”，可能一下子把诺奖带给获奖者家乡的殊荣，贬值为一个可以充饥的香饽饽；亦如把一枚金牌，急于不惜工本地打造成首饰佩戴在身上，招摇过市。
诺贝尔奖不止“文学”一种，说明每个奖项的意义都有局限性。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也仅限于文学领域。但在高密却显现了神奇的作用。以前出省不好意思说是高密的，“以后大大方方的，腰杆挺直了，俺是高密的”。就此虚荣一把倒也无关紧要，此所谓“百人百姓百脾气”。但是，一些多少还和文学奖有点沾边的当地文化人士，也让斯文落入了尘埃。他们“很担心外来者抢占莫言的资源”，这也成了可以抢占的“资源”？不仅如此，连与诺贝尔文学奖八竿子打不着的招商局长都因“还没想好具体怎么做”而发急；更有饭点老板急着将农家乐改名为“红高粱庄园”，将饭店里的包间名称均改成与莫言小说有关。不知道《丰乳肥臀》是个什么样的包间？
这番几乎是“饥不择食”的迫不及待，恐怕不仅让这样一个国际文学奖“斯文扫地”，而且在世人面前矮化了国人的姿态。这种犹如五六十年代小孩子过年时的“狂欢”，怎么说也不能与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形象匹配。
把话说回来，即使无法阻止各行各业在莫言的诺奖上“搭车”，但当地宁可“赔本也要种”万亩红高粱的计划，一旦“这一千万先要扔出去”后，真的“一时半会儿很难赚回来”，这“如同血海一般连绵不绝的红高粱”，不就成了虚不受补后流出的一缕鼻血？不过，好在莫言写了《红高粱家族》，要是《满城尽带黄金甲》，这可就闹大了。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