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北京进入“全年最堵周”。据分析，外地进京送礼的公车增多是造成拥堵局面的主要原因。
受如此困扰的不止是北京。有数据显示，大多数省会城市在中秋前的一个星期，也会因日均数万辆外地车增量，陷入不同程度的拥堵。
送礼的常态化，使得对这种现象的解读也发生了变化。外界不再将其视之为一个特殊的问题。司空见惯、不以为怪的淡漠心态反而促成了一些另类观点，比如，拿出“送礼经济学”阐述节日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比如，把送礼经济兴起归因于天价月饼。
尽管各部门各种形式的送礼禁令一再出台，但它既没有妨碍送礼成为一种风气，也没有对送礼行为予以实际惩罚。发展到今天，送礼大军的规模，已成“添堵”之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更是一个当受重视的严重问题。
一般而言，具有相当行政或部门级别者才会前往北京送礼。类似地，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和部门，因循权力层级结构，呈现下级向上级送礼的情况。其中，有些送礼行为可能是个人行为，但更多的时候，这样的送礼是地方、部门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公款送礼。
公款送礼已是几近常例。对于上级官员来说，所受“礼物”是个人回报的一部分；对于送礼的地方、部门来说，寄望通过“礼往”，获得地方、部门，乃至具体个人的“益来”。实际上，往来之间，上级官员的回报获取是必然的，送礼方面仅是有望获利。各地争相送礼形成的某种“竞争性”，在抬高送礼“门槛”的同时，让回报与获利间的对应关系更不确定。不过，地方、部门公帑却实实在在地发生着自下而上的流动。
如果单纯地看到送礼表象，安之若素，其实忽视了问题的本质。送礼模式的背后，是一套社会运转机制。下级为什么要向上级送礼，甚至是必须向上级送礼？权力内部到底依靠什么来运转？放在送礼成风的语境下，贿赂公行的形容甚至难言不妥。
客观地说，权力的实际运行状貌远不是送礼一项所能概括，站在外部，没有人可以说得太清楚。但送礼风之盛，无疑让整个社会看到了权力蕴含的巨大利益。它拉开了普通群体与权力群体之间的距离，造成了二者从心理到行为的疏离。
看着穿行街间的外地送礼车，或者其他权力延伸的“福利”，权力的信用、声望、威信等等，就一定会在民众心中存疑。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