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菜价 解决吃菜难
随着深圳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大量涌入特区。1982年至1983年，特区人口从原来的2万多人一下剧增至30多万人，特区蔬菜、肉食供应空前紧张。而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的李定管的就是蔬菜肉食供应工作。
国家定价一斤青菜5分钱，但当时种菜成本要1斤3到4毛钱。因此，深圳的农民种了菜，不愿在当地卖，而是到香港卖高价，结果导致深圳蔬菜供应更加紧张。
看到市民吃不上新鲜蔬菜，时任市委书记的梁湘很是上火，他指示财贸办组织多一点农民到深圳种菜，增加蔬菜供应。财贸办向汕头求援，调来5000菜农种菜。两个月过后，5000名菜农全跑了，因为亏本，做不下去。菜农说：“种菜不如捞虾，捞虾不如拉沙。”他们都改行到河边、山边拉沙石或做了别的行当。后来又找湛江、高州等地农民来深圳种菜，结果同样如此，菜农要么高价把菜卖到农贸市场、卖到香港，要么就改行，就是不把菜卖给果菜公司。
李定提出，菜农种菜亏本肯定不干。于是市里实行财政补贴，但补了不长时间，原本就微薄的财政挺不住了。李定和市副食品总公司的廖汉标极力主张提高菜价，认为这样才能根本解决蔬菜供应难题。但是，提高菜价可不比提高荔枝收购价，其牵涉面太广，市领导一时难下决心。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市领导同意先试一下。
这一试，青菜一下涨到了4毛钱一斤，过不了几天又飙升到1.2元/斤。菜价一路狂飙，市民难免怨声载道。那段时间，李定每天早上6点多钟就骑着自行车到市场上看菜多不多，看菜价有多高。他说菜价涨得他“头皮都发麻”。
群众意见太大，市里也顶不住，准备开会研究限制菜价。但会还没开，蔬菜降价的消息传来了：菜价1斤从1.2元降到8毛钱，又降到四五毛钱。大家又惊又喜，就说再等等看吧。当时大家不知道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菜价放开了，种菜的人多了起来，广州、东莞、惠阳等地的菜农也把菜运到深圳来卖。有了竞争，菜价自然就降了。
率先取消肉票粮票
上世纪80年代初，吃饭要凭粮票，买肉是凭肉票。1980年以前，深圳肉食供应量是按2万人定的指标。1982年至1983年，深圳特区人口增至30多万人，依然只有2万人的供应指标。“省里虽然给深圳成倍增加指标，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李定说。
当时深圳人的肉食人均供应量只有“国家标准”的十分之一，市委市政府非常着急。深圳只好派人到内地采购生猪，以弥补市场供应不足。高价买来的肉按牌价卖出，差价由食品公司补贴。但时间一长，食品公司无法承担巨额补贴，市财政也无力承受。市里只好决定议价肉、牌价肉同时并存销售。问题又出现了，议价肉价格要贵两倍，但凭肉票买肉要排长队，有工作有肉票的人没有时间排队，于是有闲散人员收购肉票买了肉再到市场上按议价销售，套取政府补贴。一时群众意见很大。
李定召集财贸办开会研究，提出两种肉价并轨的中价肉方案，即取消牌价肉供应，把牌价肉转为议价肉的利润补贴议价肉，适当降低议价肉价格，使两种价格并轨，市场只供应议价肉。一开始，李定只在东门市场试验，试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效果不错，市民比较接受。于是，财贸办向市政府请示在全市推行中价肉方案。方案获得市委市政府批准，深圳从此取消牌价肉供应，肉票也销声匿迹。
粮票退出深圳也是1982年至1983年这段时间。当时，饭店得凭粮票到粮店买粮。1982年初，火车站附近泮溪酒家的老板找到李定，说可不可以高价买点议价粮，做饭供应给没有粮票的客人？李定请示市里，市领导表示可以试一下。结果，一碗米饭，有粮票的5分钱，没有粮票的5毛钱。但还是有很多人吃“高价饭”。
价格高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没有粮食。当时，深圳几十万人口却只有几万人的粮食指标，粮食供应非常紧张。周溪舞和李定只好跑去找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驻深办，问能不能在当地买一些粮食，价格高一点也可以，但质量一定要好。当地政府说：粮食有，但国家统购统销，管得严，运不出去。
（责任编辑：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