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全球化”怎么发展，不可能将全球多个民族都“化”成一个民族，也不能够将全球多个国家都“化”成一个国家，各民族和各国之间的差异性将会长久地存在。所以，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应该是“百花齐放”，世界文论应该是“百家争鸣”。
“中国话语”是在全球化语境中，随着学术界对于“话语”研究的不断深入，提出的新问题。
长期以来，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掌控着世界主流话语权，甚至演变成为“话语霸权”，然而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几乎处于“失语”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小亨利·路易斯·盖茨等为代表的黑人学者首先觉醒，他提出了“黑人话语”和“黑人话语权”的问题。
到了90年代，中国学者也觉醒了。黄维樑说：“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孙津说：“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说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曹顺庆说：“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因此，中国学术界也提出了“中国话语”和“中国话语权”的问题。
“中国话语”一词较早出现于1993年王一川的一篇论文里。随后，“中国话语”一词就在国内学术界流行起来了，而且研究的问题还进一步细化为中国诗歌话语、中国小说话语、中国文论话语等。1993年以来，“中国话语”问题就成为国内学术界所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从学术机构看，先后成立了“中国话语语言学研究会”（2006）和“浙江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2007）；从学术会议看，先后举办了3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研讨会（2006—2008）和3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会议（2006—2009）；从学术成果看，发表了90多篇论文，出版了曹顺庆等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2001）、黄力之的《中国话语》（2001）和张桃洲的《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2004）等著作。
因此，“中国话语”已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有关“中国话语”的问题也成为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但是，我们中国学者所理解的“话语”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学者所理解的“话语”概念。在西方学者那里，“话语”是一个“用法变化最大、使用范围最广、定义繁复多样”的术语。大概说来，在我国学者中，从事语言学、修辞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基本上使用了西方学者所理解的“话语”概念；而从事文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美学和文化学研究的学者，则将“话语”一词作了“中国化”的理解，即认为“话语”就是理论言说中的“术语和范畴”。譬如：1996年，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话语’一词是一个新词儿”，“根据我肤浅的理解，主要指术语一类的东西”。我基本上同意这种理解，简洁明了，又便于操作。然而这种理解还有不完备的地方，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将“话语”看做“术语和范畴”，只是一种抽象的静态的把握，这种把握将运用“话语”的具体语境删除了。其实，“话语”的本质只有到人与人交往和对话的“关系”中去把握才是正确的。
因此，谈到“中国话语”，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需要讨论。
一个是“中国话语权”的问题。“话语权”的概念源于福柯的“权力话语”，见于其《话语的秩序》（1971）一书。巴赫金将“话语”看做一种“关系”，而福柯则将“话语”看做一种“权力”。在“中国话语”的概念里，不仅隐含着话语主体“中国”，而且也是对于“中国话语权”的强调。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文化和学术舞台上处于“失语”状态，因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人关于“话语权”的诉求意识愈来愈强烈。按照巴赫金的观点，“说话者是话语毫无疑问的所有者”。那么，也就是谁说话，“话语”就为谁所有，谁就拥有了“话语权力”。在国际文学理论界，我们强调“中国话语”，就是想发出我们中国文学理论家的声音，就是对“中国文论话语”主权的诉求。
另一个是“全球化语境”的问题。关于“全球化”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阿里夫·德里克说：“我已经注意到，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正是美国的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实际上充当了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的借口。”这等于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应对策略。对于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它的全球化就是向世界各地强制推行其霸权，用其经济和文化占领世界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争取各国人民的认同，争取自己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还有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则是争取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我国的全球化属于第二种类型。从文学理论方面来看，我们所争取的“中国话语权”，只是在争取一种平等的言说权和参与权，而决不是要谋求什么世界霸权。
长期以来，在西方霸权主义掌控的单极世界里，西方文学等于世界文学，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处于极其边缘的地位。尤其在国际文学理论界听不到中国的声音。这是极不正常的。无论“全球化”怎么发展，不可能将全球多个民族都“化”成一个民族，也不能够将全球多个国家都“化”成一个国家，各民族和各国之间的差异性将会长久地存在。所以，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应该是“百花齐放”，世界文论应该是“百家争鸣”。我们要争取“中国话语权”，就是希望在世界文坛上，开中国文学之花，发中国文论之声，从而参与到世界文学和文论的“大合唱”中去！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来源：《学习时报》网络版）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