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四要素
首先讨论社会平等。在这里，我们要区分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是暂时的：收入差距较大时，对富人多征税返还给穷人就能消除这种不平等；政治不平等也能通过政策的改变较快消除，比如说今年“两会”就修改了原来四个农村人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选举办法。社会不平等则不同。社会不平等意味着社会被人为分成多个阶层，而且，处于最底层的人也认为这种分割有合理成分。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典型的社会不平等。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56年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经历了连续不断的革命，这些革命打破了旧有社会秩序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和思想。比如，历史上文字是为特权阶级准备的，掌握了文字就高人一等，这也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但普通老百姓却认可这种不平等。再如，土地的集中导致无地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而这种土地所有关系往往得到社会认可。
为什么社会平等对经济增长有好处呢？首先，它消除了进入壁垒，增加了社会活力。社会不平等意味着人分三六九等，等级之间的流动性很弱。高等阶层利用优势地位垄断社会资源，而且往往拒绝新技术和新事物，因为它们可能动摇其优势地位。其次，社会平等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一个平等社会，人们更愿意发展公共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印度是一个社会不平等很严重的国家，其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比例高于中国，但文盲率却达到近40%，远高于中国。印度的制造业不如中国发达，与对工厂工作的轻视及缺乏合格工人有关。第三，社会平等消除了强势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促进了中性政府的产生。
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旧势力因此得以保存。在一些民主体制运转失灵的国家（如菲律宾），这些旧势力非但没有衰退，而且还得到壮大，掌握国家政治和经济命脉，极大地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印度的民主政治是发展中国家当中几个少数的成功案例之一。但是，随着印度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将不可避免地拉大，而社会不平等将是决定收入差距态势的主要因素，低种姓和穆斯林无疑将是收入增长最慢的阶层，这对印度政治生态将产生决定性影响。由于独立之初没有消除旧有的社会不平等，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民主的框架下完成一场社会革命，从而为未来经济发展扫清道路。
其次，贤能体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核心是儒家思想和以科举为主轴的官僚体系。今天，国家干部体制也可以看作贤能体制的一部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遴选官员，今天则通过层层选拔提拔干部。一个人要走上领导岗位，就需要从最基层做起，做出了成绩才可能提拔。在贤能体制里，培养一个干部需要很长时间。如果对比东亚和西方的民主体制，就会发现在东亚体制里很少有年轻的领导人。
贤能体制有什么借鉴作用呢？首先，贤能体制的核心价值——选贤任能——可用来驯服民主的民粹主义倾向。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敌人不是专制，而是民粹主义。由于民主的政治文化还没有养成，民主在一些国家变成纯粹的逐利工具，最终结果是，国家无法做出任何有效决策。贤能体制强调少数精英的自主作用，因此容易做出决策，提高政府的效率。同时，贤能体制强调官员的德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起到了约束作用。
（责任编辑：侯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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