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同时，中国的许多经验对世界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形成伟大的理论。反过来，既然中国的经验具有世界意义，那么，中国是否就可以摆脱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决定未来20年中国走向的最重要问题。
中国模式是最近学界讨论得较多的话题。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按可比价格计算，经济总量增长了1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12倍；按现价计算，去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400美元，即将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无疑是了不起的奇迹。那么，中国是否创立了自己的发展模式？
这个问题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的角度来看，都非常重要。国内的意义在于总结过去、指导未来。过去30年的前20年都在改革，而后10年的改革，似乎中国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需要探索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在国际上，这涉及到中国如何将自己呈现给世界，以及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未来20年，中国可能还会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中国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上进行正确定位。国际上有“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说，前者代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后者提倡政府干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把代表前者却失败的美国和代表后者且成功的中国进行对比的风气更加盛行。比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狄忠蒲（Bruce Dickson）在最近一篇文章里就认为：“‘北京共识’认为，高速经济发展需要以增长为目标的政治精英的积极领导，同时，为了保证这些增长政策的实施并限制对平等和社会福利的需求，威权统治是必要的。”然而，这个对中国经验的总结是错误的；如果威权体制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则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应该有高速的经济增长，而过去30年的市场化改革也没有必要了。事实却是，如果没有市场化改革，中国不可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同时，把“华盛顿共识”当作对新自由主义的总结、把“北京共识”当作对威权体制的总结本身就是对这两个“共识”本意的误解。“华盛顿共识”是由时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来的，其本意只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政策的总结，而新古典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有着显著差别；“北京共识”是由时任《新闻周刊》驻京记者的约舒亚·雷默提出的，主要包括创新、平等且可持续增长和独立自主三点内容，并不涉及政府的性质问题。国外一些人把中国模式贴上一个扭曲的“北京共识”标签，其意实际上是要贬损中国。中国的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可以效仿的榜样，西方一些人对此高度警惕。把中国的经济成功归功于威权体制，表面上看是学术观点，实质是想通过贬损中国达到阻止其他国家效仿中国的目的。
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总结中国模式就变得至关重要。中国经验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但是，以世界为背景，我们要总结的是那些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的东西。以此观之，“中国模式”这一说法可能不太准确，“中国经验”或者“中国道路”也许更为合适。但是，因为“中国模式”已经成为讨论话题，本文仍然沿用这个词。
本文认为，中国模式有四个基本要素：第一是社会平等；第二是贤能体制，这个词来源于英文meritocracy，有人把它翻译为“精英主义”或“精英政治”，而本文认为翻译为“贤能体制”，也就是“选贤任能的体制”更加合适；第三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第四是中性政府。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