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要素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制度是重要的，这是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早就说过的，也得到很多经验事实证明。但是，一个好制度的核心，是提供正确的激励。所谓正确的激励，就是让行为主体的追求和社会的追求尽量一致。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纯洁的制度就是在一系列标准的假设下所产生的最优制度。发达国家的学者总是不自觉地拿最优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永远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好，但也永远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路径，让发展中国家走向最优。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在比次优还要低的状态，怎么可能一步就跨到最优状态呢？中国30年的实践证明，追求有效的、而不是最优的制度是完成制度转型的最优方案。所谓有效的制度，就是在特定条件下能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这些制度可能不是纯洁的，但却可以达到一定目标。乡镇企业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产权界定不明晰，却发挥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双方的优势，在1980年代的制度框架下，很好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他如价格双轨制、地方财政分权等，都属于这种中间状态的制度。就单个制度而言，它们无一是完美的，但组合在一起却把中国的制度变迁向前推进了一步，而许多这样的步骤加总在一起，就完成了中国的制度转型。
最后一个要素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不长期偏向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它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就不会被少数利益所左右，而是更多地考虑资源利用的效果，因此就更可能保证长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就是这样的一个中性政府。改革本身是政府向社会让渡权利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精英的革命。与此同时，政府虽然为老百姓办事，但也没有一味地迁就部分人的要求，放弃长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能够做到这些，得益于两方面条件。第一是政治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执政党的自主性和包容性。在过去的30年间，党的规模增加了一倍，党员成分日益丰富，并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作为国家决策中枢，为各阶层和群体提供了表达意见的舞台，并在内部消化集中，最终形成国家政策。第二是社会基础，即前面提到的社会平等。在不平等的社会，强势集团时刻威胁政府的统治，因此，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和强势集团结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相反，在平等的社会，由于不存在强势集团的挑战，政府容易获得独立性，成为中性政府。
中国模式的前景
中国模式给中国带来极大的经济成功；但是，任何模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中国模式也不例外。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是最大的问题，并与当前学术界和政策界正在热议的结构失衡有关。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