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失衡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代中期的68%急剧下降到目前的52%，几乎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劳动报酬，由于工业比农业使用更多的资本，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下降，因此，别国在发展初期也出现过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然而，像中国这么剧烈的下降很少见。第二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60%以上下降到目前的48%，下降更为剧烈。这一方面说明老百姓的福利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得到相应改善，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我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第三是经常项目盈余占到GDP的10%，这意味着我们创造的GDP既没有被消费掉，也没有全部变成投资，而是变成了净储蓄，输出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给别人花掉了。
导致结构失衡的原因很多，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首先，政府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导致生产性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过高，在过去的10多年里，这一比例在40%-50%之间，是世界上最高的，而排在第二位的新加坡，这一比例是25%。政府生产性支出多，好的方面是政府真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着想，不好的方面是扭曲了经济结构。政府的生产性投资是对企业的补贴，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促使企业进行更多投资，反面是抑制了劳动收入的提高。其次，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地方政府往往难免做出损害民众利益的事情。第三，过度参与经济活动还导致政府忽视民众改善福利的基本要求。改善基础设施使老百姓受益，但也有很多基础设施并不能造福百姓，而是政绩工程。第四，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还给利益集团影响政府以可乘之机。既然经济发展是政府最重要的目标，那么它就很容易和强势集团结盟，中国也就失去了中性政府存在的基础。
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巴西的年均增长率超过7%，创造了“巴西奇迹”。但是，巴西当年也和现在的中国一样，贫富分化剧烈，随之而来的是20年的高通胀和经济停滞。这里当然有债务危机等其他因素的作用，但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可能是关键性因素之一。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巴西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反观一些成功转型的国家，民主的扩大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步骤。如韩国于1992年开始民主化进程，当时它的人均收入按2000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是10000美元。我国现在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8000美元，接近韩国当时的水平。当然，韩国的成功转型还有很多原因，但民主化与转型之间的这种关联至少值得仔细探讨。
在目前，更广泛的民众政治参与至少有以下三方面作用。第一是降低政府支出中投资的比例，缓解经济失衡。民众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的政府投资，而可能需要更多的教育和社会保障。第二是有利于建立公共财政型的政府，现在的政府太偏向生产，而相对忽视了民众福利的改善。第三是化解社会矛盾。当前，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救火队”，哪里出了问题就去那里救火。民众参与政府决策意味着民众自己变成了决策者，而政府变成了执行者，民众和政府同时要为决策后果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同时也为政府减轻压力。
中国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同时，中国的许多经验对世界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形成伟大的理论。反过来，既然中国的经验具有世界意义，那么，中国是否就可以摆脱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决定未来20年中国走向的最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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