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有没有这场金融危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是我们的内生要求。金融危机是压力，也是推力，促使我们加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主持人：本报记者支玲琳
●嘉宾：尹翔硕(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支玲琳：没有一劳永逸的现代化，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方式，这是著名的出口加工基地东莞正面临的现实。近日，当地宣布“2010年东莞将率先实现现代化”，这个结论无论在当地还是在网络上都引起了热议。东莞作为一个转型的生动样本，被我们放大和借鉴着。在您看来，东莞所遭遇的是不是一个全局性的课题？
尹翔硕：现代化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梦想。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路口。在现代化进入一定阶段后，转变发展方式是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否则，发展的代价会越来越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底是靠市场，还是靠行政力量？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主要还是靠市场的力量。因为发展本身是有规律、有阶段的。到了一定阶段，自然会有转型的要求。此时，如果政府能够推一把，会转得更快、更好。但要切记一点，在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要善待中小企业，不能一味只讲淘汰。政府要做的，关键是转变自身职能，营造一个公平宽松的环境，促进市场竞争，带动企业的自我提升和转型。当年的香港，不也是从一个个手工作坊做起，变成一间间工厂，然后渐渐才有了自己的专利、商标、品牌。
支玲琳：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处于关键时刻，或许东莞的现代化之路刚好给了我们一个思考和解剖的机会：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转变发展方式，到底怎么转？什么才叫转？
尹翔硕：关键是在原有行业基础上，扶持激励企业进一步超越。比如东莞的格兰仕，能不能让它做到不仅是销量第一，而且是技术水平第一呢？还有像服装行业，如果我们能研发出一些高精尖的产品，而不只是简单的来料加工，那么也是转变发展方式，也是以科技带动企业转型。在我看来，产业普遍就地升级，或许比引入一个高科技企业更来得意义重大。
当然从国家层面来说，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拳头”产品，在战略层面必须对科技创新要有大投入、大思路。但与此同时，也要鼓励企业“小打小闹”。涓涓细流汇成大海，一点一滴的技术革新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大创新。这两点并不矛盾。即便是美国，高科技行业的比例又有多高呢？在发展方式转型之路上，不要人云亦云，每个地方都要发展自身既有的比较优势，走自己的路。
回到上海，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思考的。前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马云会选择成都和杭州，而不来上海？我们的短板在哪里？有些人评价说，我们的政府部门办事规范，但可能也因为如此，灵活性缺乏，对企业限制较多。现在有一些教授、工程师搞了一些发明创造，都愿意跑到苏浙这些地方，与当地合作。因为限制少，做起来很容易。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些都是上海在转型之路上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地价上升，商务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正悄悄从上海“自动”迁出，一些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企业因为同样原因，也在上海的大门前徘徊不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不仅是落在企业肩头的责任，更是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一场大考。
支玲琳：经过一场金融危机，其实从上到下，对转变发展方式的思想准备已经比较充分。每个地方结合自身的实际，也开始了积极的探索。我们常说，危机也是契机，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伴随着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像东莞这样的出口基地，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人们常常会用“凤凰涅?”来形容。您怎么看？
尹翔硕：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有没有这场金融危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是我们的内生要求。的确，这个世界在经历了大危机、大灾难之后，会进入一个深度调整期，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是中国去年主要面临的还是外来的压力，危机并非来自自身，更何况我们抵御住了这种压力。金融危机是压力，也是推力，促使我们加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金融危机本身并不能为我们带来“凤凰涅?”的转变。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增长方式不转变，那么的确潜伏着大危机。虽然危机会带来大调整，但这是很多人所不愿意看到和经历的，因为这个调整过程会痛苦而漫长。像美国1929年的大危机，直到1939年都还没完全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一种极端的说法是，如果没有二次大战，美国和欧洲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从危机的泥淖中走出。现在，我们在政策上、思想上的准备已经非常充分，局部也已经开始启动，所以现在不妨从拳头产业、战略性行业做起，期待全面靠科技创新带动发展方式转变的那一天到来。
支玲琳：在创新和转变发展方式这个问题上，您非常强调“利用现有条件”，是这样吗？
尹翔硕：靠技术进步带动发展方式转变，其实有两种途径。其一是自主创新，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强调的；其二是模仿，也就是我们学人家的。我认为在现阶段，后者可能同样重要。日本人当年就是紧随美国人的步伐，把美国人的东西拿过来“掰开揉碎”，甚至做得更好，最后在很多领域反而超过了美国。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已经非常了不起。现在我们的“山寨”能力这么强，我认为是好事情。它能够把人家的东西学来，我们为什么不鼓励呢？而且山寨的东西是政府扶持出来的吗？不是，它是市场自己冒出来的。而政府要做的，就是引导它合法化，引导它超越。山寨工厂那么多，但要是有谁能够超越诺基亚、三星，有了自己的品牌，那就是创新。而且千万不要小看小企业，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创新都是小企业弄出来的。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