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7.7%，低于多数国际经济机构预期的水平。被视为先行指标的全社会用电量及电煤价格都为近4年来少见的低水平。受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铁矿石、铜、铝等资源型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都有所下挫。这表明，中国经济高速运行的时期可能已告结束，“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结构调整和转型正在拉开序幕。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特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主要国家表现出难得的合作精神，联手出台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从而避免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和世界经济的全面衰退。随着各主要国家相继完成领导人换届或更替，世界进入新的政治周期。目前，金融危机并未真正终结，但各国共同应对危机、挽救全球经济的政治氛围已荡然无存。从这个意义上看，世界经济的确已经步入一个新时期，即所谓的“后金融危机时代”。
由于面临的经济形势不同，各国经济政策出现分化倾向。为摆脱危机，恢复增长，发达国家多采取了宽松政策，大量投放货币。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欧洲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无法继续仰赖出口拉动，便转向刺激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因此，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大都“稳中带松”。
美国率先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前来看，至少在推动股市方面，这一政策已经起到较为明显的作用，“标准普尔500”和“道·琼斯工业指数”都已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的高点。但美国经济形势也不全然乐观，财政赤字、政府债务和联邦预算等问题仍在困扰着美国政府。
日本自去年底安倍晋三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种极端冒险的政策，大幅推低日元，以推升股市，竟也立竿见影、功效显著，但中长期看蕴含着巨大风险。首先是日本绝大部分能源均依赖进口，日元大幅贬值使得能源成本大增，削弱企业竞争力；其二是欧美经济疲弱，中日领土之争持续，使得通过日元贬值提振出口的作用大打折扣；其三，日本政府债务巨大，日元也没有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无法承受通货膨胀。因此，日本经济恐怕会在量化宽松的“烟花绽放”过后，继续迷失下去。
欧洲经济仍陷于衰退之中，紧缩货币和财政措施使得经济形势雪上加霜。日前爆发银行业危机的塞浦路斯，最终不得不依靠欧盟和IMF的救助才免于经济崩溃。除了塞浦路斯，欧元区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亟待救援。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欧元希望挑战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宏图，至少“倒退了一代”。
美日量化宽松对中国的影响
对于量化宽松政策的长期影响，目前国际经济学界尚难形成一致看法。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量化宽松政策虽然是中央银行的一种创新，但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势必会导致一些负面影响。而其他国家对于美日近来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是非常戒备，以防受其所害。
就目前形势看，美日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而言并非全然坏事，美日经济形势好转，对拉动中国出口有益。日本通过日元贬值来提高出口竞争力，受害更直接的是韩国，继而是台湾。美日量化宽松所产生的大量货币，不可能全然被用在刺激投资和消费方面，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流向短期内最能获利之处。近来热钱多流入美日股市和美国房地产市场，这也是美日经济恢复预期较好的直接原因。棉花、大豆、小麦、玉米等农产品的国际价格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也是货币宽松政策引发的结果。
从长期来看，美日量化宽松政策增加了世界经济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更为严峻。美国在考虑终结量化宽松政策，欧洲的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发达国家经济低速徘徊的状态会持续很长时间。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国若要继续保持近年来的高速增长率无疑极为困难。近来中国许多重要的行业，如服装、钢铁、风电设备和光伏产品等，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除了中国国内经济调整的因素外，发达国家经济萎靡不振，海外市场需求增长放缓也是重要原因。此外，很多经济学家都相信，美日股市已进入一个“疯狂周期”，当这个周期结束时，会导致更多的热钱在世界泛滥，届时，中国很可能会面临输入型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
中国经济步入“转型十年”
对于中国而言，世界变得比过去更重要了。没有世界经济的支撑，中国经济就无法取得快速增长。近来国际金价大幅下落，金价连续10年上涨的时期宣告结束。世界经济步入一个调整期，中国经济同样将步入调整期，如果说过去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10年”，今后10年就应该是中国经济的“转型10年”。
从中国国内情况看，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太大变化，即便是7.7%的增长率，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高速度。且一般认为，随着政府换届结束，今年第二季度的投资力度会有所回升。虽然外部需求受到抑制，但国内需求非常强劲，因此，中国经济维持稳定增长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完成转型升级，切实增强国力，以抵御未来世界经济所面临的更大危机和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由于国际大环境造成中国出口行业的一些困难，正是我们下决心主动调整经济结构的契机。“后金融危机时代”同样可以转化为中国的发展机遇。当然，我们还需要从现在起，改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干部考核制度，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但同时也积累了很多沉重的包袱，危及社会和谐稳定。其中以下两大问题最为突出：一是贪腐现象严重，民怨很大，必须从制度上治理贪腐，保障人民利益。二是地方政府和国企垄断权力和市场，造成“国进民退”的局面，损害中国的经济活力，也使得官民矛盾日益尖锐。习近平主席提出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等“四个分开”，不仅反映出中央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决心，也表明中国经济转型不仅是经济问题、政策问题，更是制度问题。这一点，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来理解。▲（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