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精神品格、共同信念、历史取向、胸怀格局，可以说皆是这五大特性在历史空间中的具体表现。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断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源于中华文明内生性的现代化，它是立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历代中华先民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创新文明，创造着烙印中华民族个性的新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迭代更新中绵延至今，表现出了突出的连续性。
以神文为主题的原始巫文化转向重视人文价值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古代文明的迭代维新“莫剧于殷周之际”（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敬德保民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以血缘为纽带，以家为单位，中国先民聚族而居，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了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平等的农耕聚落”。至新石器时代，聚落规模更大，呈现出高度团结和内聚的特征，如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姜寨遗址等。至少至五帝传说的颛顼时期，华夏先民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形态。此时邦国林立，邦国之间经过英雄时代式的战争，相互联结，形成了邦国联盟。夏商周三代“天下共主”模式由此继承而来，发展出了复合制的国家结构，以王为共主，自在意义的华夏民族已然形成了。可以说中华早期国家的发展经历了由小家庭聚族而居形成原始农耕聚落，至不平等的中心聚落，最终形成了都邑邦国，经过战争和原始宗教双重作用，家的结构被无限放大至社会多层面。“食之饮之，君之宗之”，上古时期的中华文明以“保留氏族制度的维新的路径”，将君权与宗权合为一体，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发展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
中国先贤于商周之际超越了早期鬼神天命观，保留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发展出以德配天的人文理性。这一趋势，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如儒家以仁学和礼教为核心、道家视自然无为为要点、墨家以兼爱非攻为良方、法家将隆礼重法作为治国理政的根基等等。这一迭代更新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文理性不断诠解早期的上帝鬼神观念、祖先信仰、天命观念，“神道设教”成为此时期中华文化发展的主要理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中国化的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皆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在这一理路上自我演进的成果。相较于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中华文明的人文理性是早启的，梁漱溟先生称之为“理性的早启，文化的早熟”。中华文明在商周之际迭代更新中，就以人文精神超越了神文主义，突显了人的德性价值，表现出重人生、重人伦、重功夫修养的特征，构建了属于人世间的文化类型。
解构传统，期翼现代化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解构和重建，其核心议题之一是反思传统，解构传统。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抑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乃至“保种、保国与保教”，皆是期翼在重新界定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为中华文化寻求新的发展方向，也就是希望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洋务运动旨在革新技术、实业救国，实现工业化；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旨在变革政体、政治革新，实现政治民主化；新文化运动则旨在革新思想、启发民智，也就是希望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层面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从“变技”，至“变政”，再至“变道”，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先行者在为中国社会发展不断试错，以为旧中国寻找新生机，为中华文明探索新出路。
如新文化运动早期代表人物胡适，他以实用主义为方法，主张以实证精神，破除儒学的独断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他并不自视为“西化论”者，他言真正的问题，不是“全盘西化”，而是“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西化派另一位代表陈序经也言：“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于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故西化这个名词，不但包括了前两者，而且较为具体，较易理解。”胡、陈两者将西化理解为即是要充分的现代化，这当然有其历史局限性。因为现代化与西化本就是两个内涵和外延皆不等约的概念。但对于当时急需找到强国出路的国人而言，西方文化成为了效仿首选。围绕现代化问题，西化派与保守派展开了东西文化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中西医之争等文化争论。以为传统正名，在新文化运动中后期出现了现代新儒家、现代新佛学、现代新道家等文化保守派，他们以接续传统为己任，希望传统文化能开出现代之花，为此他们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惜囿于社会历史等多重原因，未竟全功。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积极参与到中华文化的现代发展和创建中，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新文化运动后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分析中国现状，从西化派中分离而出，尝试以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唯物史观学派，不仅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生机，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滥觞。他们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直指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成分，积极清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清理了道路。如李大钊言“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唯物史观派认为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已经不再适应当代社会，也即传统有不合于现代社会之处，但中华文化并非毫无价值，亦不能全盘否定，陈独秀就指出“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
概言之，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勇于革新的先行者们将传统文化视为批判对象，希望通过引入“德”“赛”二先生，解构传统世界观和伦理观，以期建构出中华文化的现代性，为中华文明立足于世界文化丛林寻求可靠基石。至其后期，唯物史观派、西化派、文化保守派中的有识者逐渐意识到过度批判传统有失客观，西化与现代化也并非可以通约的概念，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华文明现代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希望，中华文明现代迭新发展任重道远。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接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于传统的认识评价有一个由批判否定为主，逐渐转向认可肯定的过程。至上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依然思潮林立，观念碰撞激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研究者、文化保守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历史虚无主义者相互争鸣，其本质是对中华文明何去何从有不同意见。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抛弃自身文化传统最终必会导致文化自信丧失、社会发展受挫，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时首次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在2014年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总书记又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自此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相结合加快了历史进程，我们由照着西学讲、比着苏联讲，真正转向自己讲，正视自身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更具中国魂，也更加清晰可感、科学可行。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古老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时代意义，因此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中，共产党人不断守正创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了富有“中国味”的治国理政理念和社会实践方案。如广为世界人民赞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对“天下大同、协和万邦”观念的创新性发展。这些中国当代治国理政的方案，因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才更易为人接受，从而行之有效。“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式现代化因其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自我文明的历史逻辑展开，才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形态，更有示范和借鉴意义。换言之，历史启示我们，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才具有强大生命力，才能成功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综上而言，从商周之际的人文理性的早启，到近代以来的对现代化的期翼，再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的科学绘制，伟大的中华民族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不断努力寻求文明迭新之路，薪火相传，赓续不辍。历史启示我们只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中华文明一定可以在世界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大放异彩，再谱新章。
作者系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