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用这句话来形容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巨变，再合适不过。这其中，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快递行业的井喷式发展，它将“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的都市体验带给了每个人。

　　“快递”是一种新业态，影响着城市治理

　　“快递”是一种新业态。自古以来，物流都是衡量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邮政”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装置，没有以电报、铁路等为技术基础的“邮政”，就不会有近代国家转型。快递行业的兴起，不仅仅是邮政市场开放的产物，更是建基于高铁、航空、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聚合。归根到底，它是基于“快”而构筑的新业态。有趣的是，这个新业态紧扣新兴的互联网技术，为资本提供了新的自我循环场域，却是通过聚集“快递小哥”这类新一代职业群体而形成的。

　　“快递”彰显了都市精神的内在张力。快递业显然是创新的产物，代表着都市激情，但它恰恰又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的劳作方式。正因为它兼具“创新”和“传统”，使得其徘徊在坚持规则和“越界”的模糊地带。比如，快递业的极速发展，给城市的市场监管、交通规则等出了难题。仅仅从“快递小哥”这个群体的观念看，他们的工作虽高度自由，但处处受苛刻的“计件制”和服务评价制约。

　　“快递”本身就是关于“快”的都市经济、社会和精神的综合体，它传递到都市体系中，迅速影响着城市运转的逻辑，并连带影响着城市治理。

　　“快递”至少对交通、城管、住房管理和邮政等几个市政管理领域提出了挑战

　　“快递”本身就是“效率”这一都市精神的产物。让城市运转得更快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生活节奏的加速亦是都市生活方式的本质特征。因此，对于市政管理部门而言，“快递”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并不意外，它很容易被纳入相关的治理轨道中。不过，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速扩张，快递的治理事务在短期内急剧增加，对市政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就笔者的田野调查来看，它至少对交通、城管、住房管理和邮政等几个市政管理领域提出了挑战。

　　某种程度上，“快递”本身并未制造新的治理事务，它所涉及的几乎所有治理事项，都可以在既有的市政部门中找到相关的职能。与电动车相关的交通管理，在电动车出现之时就逐步纳入了交通管理部门的视野，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管理规则。与城管部门相关的电动车及快递物件乱摆乱放的问题，也早就在“占道管理”的相关管理条例中明确。

　　问题恰恰在于，尽管每个部门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法规依据，并按照部门的职能对“快递”展开治理，但除了邮政部门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快递”在短期内所产生的治理事务，对各个市政部门都构成了挑战。这个挑战源自“快递”治理事务具有“剩余事务”的特征：它看似细小琐碎，却难以处理。通常而言，治理事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简单易处理的事务；一类是复杂且难以处理的事务。前一类事务往往是各个市政部门的“主业”，专业性强，易于认定，且有相对明确的法规依据；后一类事务往往是各个部门“主业”的剩余事务，不易认定，法规依据也不明确。对于交通、城管、住房管理等部门而言，“快递”衍生而来的治理事务，均是各个部门的剩余事务。

　　让“快递”所塑造的都市生活充满活力而不失序

　　“快递”是一个典型的因新业态的出现而产生的治理事务，它对城市治理更为根本的挑战在于打破了原有的治理常规，塑造了新的街头治理景观。街头摊贩或许变少了，但摊贩经济却未必减少，它只不过不再依赖于街头巷尾的人员聚集，而是依赖于线上线下的精准匹配。传统上针对弱势群体的城管执法冲突的确是减少了，但每天针对电动车摆放等的服务管理工作却在急剧增加。以前，交警主要针对有车一族进行执法，但现如今针对“快递小哥”这类群体的交通执法在急剧增加。因此，“互联网+”所创造的新的经济活动，事实上对街头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快递”的治理事实上在考验着城市共同体。在当前的都市中，不同群体对“快递”有不同的诉求。对于从业者而言，“快递”本身就是进入城市的一个阶梯；但对于消费者而言，“快递”仅仅是城市便捷生活的一种手段。对于消费者而言，“快递”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但对于生产者而言，“快递”仅仅是“时间就是金钱”的表现。对于都市生活的规划者而言，“快递”是城市创新的结果；但对于市政管理者而言，它或许是在源源不断地增加治理事务，提高治理成本。同时，“快递”也蕴含着都市精神的内在冲突。人们一旦进入“快递”所塑造的生活方式，在体会到方便、快捷的同时，也会滋生忙碌、无聊的心理体验。并且，这一体验本质上是由抽象的时间规则所塑造的，“快递小哥”也许不用受类似工厂里的老板和管理者的支配，进而体验到“自由”，却在不经意间受制于围绕着“快”而设计出来的一整套行业标准。让“快递”所塑造的都市生活充满活力而不失序，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市政管理技术，或许还要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快”的城市意象。

　　（作者吕德文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