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专门通知，要求各级下大力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更是将2019年确定为“基层减负年”。目前各地也出台了实施细则。但媒体调查发现，各地仍有一部分基层干部心存顾虑：“基层减负年”会不会变成“整改一阵风，过后一场空”？甚至有基层干部表示，“最害怕的是现在的减负让年底的负担成倍加重。”
确保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地方和部门也要按此从严掌握；上级会议原则上只开到下一级，经批准直接开到县级的会议，不再层层开会……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于减负提出了具体的定量要求，各地在此基础上也进一步细化了指标。
但从媒体在基层的探访来看，一些基层干部的心声，值得重视。比如，浙江平阳县对500名基层干部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6.5%的干部对减负保留意见。不少干部还担心随着时间、环境的推移，会演变“翻新”出一些极具隐藏性的形式主义。就此而言，如何打消基层干部对于减负能否真正落实的顾虑，如何避免出现像一些基层干部担心的“年初减负年底增负”的现象，各级政府还需要有更多的系统性应对，不能低估减负所遭遇的软抵制。
谈到减负，一些人首先担心的是各级地方讨论减负、制定减负政策乃至召开相关会议，而这本身就可能形成一种负担。用网友的话说就是，以召开更多会议的方式来讨论减负，实际上也就成了“以会议落实会议”，最终的效果可想而知。但是，仅仅是控制和压缩会议数量，还只是一种最基础的要求，在这轮减负过程中，要减少、文件数量或许不是难事，更要警惕的是会议之外的隐性负担。
比如前几天就有媒体报道，在某重大事故发生地，有干部向记者诉苦，该事故发生后，但凡涉及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情，上级各部门是“互相推诿、避之不及”。如当地有一家菜场要进行综合整治，乡镇与县住建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多方协商，结果还是以“属地管理”为名，将责任推到乡镇政府头上。这类现象对应的是各级政府、部门之间权责不清的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当前基层的负担过重，恰恰就在于一些政府和部门仗着“级别”和“话语权”优势，将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甩给了基层。可以说，不进一步厘清权责，基层减负就很 可能陷入“会议、文件减少了，但该干的事一点都少”的形式化圈套之中。
另一个层面，还是政绩观和考核指标的问题。为何一些基层干部“最害怕的是现在的减负让年底的负担成倍加重”？说到底，还是对政绩观和考核方式的转变没有足够的信心。比如在扶贫过程中，大量的表格、材料和留痕考核，对应的是一种“数字出政绩”的畸形政绩观。所以，即便是暂时减少了表格填报和材料汇报，到年底考核如果依然是要求各地做表格、写材料总结，那显然就成了“年初减负年底增负”。对应这一症结，考核的维度就应该多从材料移到民意的评价上。事实上，《通知》中也明确提出，要强化结果导向，考核评价一个地方和单位的工作，关键看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群众的评价怎么样。但要具体落实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从上面改起。
正如一些基层干部所指出的，多年来从上至下已开展过多次的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整治，每次都是声势浩大，但最终结果却很难尽如人意。为基层减负要避免落入虎头蛇尾的怪圈，还需要多一些源头之治，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实现突破。与此同时，减负政策推行过程中，也要多听听基层干部的心声，保障政策的有效性，也给基层干部吃上定心丸。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