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发生了发展阶段的变化。随着人口红利的加速消失，传统经济增长源泉不再能够支撑以往那个量级的增速，旨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发展，虽然是更可持续的增长速度，但将处于逐渐下降的趋势。在新的发展阶段创业、创新以及调控增长，现实中的企业和政策决策者，应该改变关于经济发展的思维方式。
第一个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趋中律”
所谓趋中律，本来是一个生物学规律，即后代对父母生物学特征的遗传，依据一个回归到均值的轨迹，即不会继续扩大父母的突出特征，而是向平均水平靠拢。这个趋中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反映。例如，前几年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写文章说，中国经济经历了异常的高速增长后要回归均值，这个均值，他指的是世界平均增长率。他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是预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回归均值，则属于误判。
我们对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做了一个估算，可以看到回归均值的长期趋势。但是，这个过程是长期而缓慢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至少仍属于中高速。不过，在这个缓慢减速的过程中，企业行为和企业家的思维需要有所调整。
第二个是强调企业提高生产率，而非仅仅追求利润
过去对企业来说，主要是要找到别人还没有涉及、利润还没有充分实现的领域去投资，使其利润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如今，在新的增长常态下，这样的机会仍会有，但已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所以我们要从“皆为利来”转向“皆为率往”，这个“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企业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够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力。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获得新的竞争力，有两种方式。第一，沿着生产率提高的阶梯把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行业以及企业之间转移。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调整要寻率往高处走，而不是在逐利中往低处走。第二，我们现在必须拥抱创造性破坏。其实在任何发展阶段上，全要素生产率都在提高，但是在高速增长时期和高质量发展时期，生产率提高的方式和来源是不一样的。现在，越来越多地需要靠企业的优胜劣汰来提高生产率。
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之前的高速增长时期，主要的生产率提高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在产业之间的这个消长过程中，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的同时，总体来说没有那么多的创造性破坏，更多属于帕累托改进，参与各方都得到改善。但是到了今天，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创造性破坏，即生死和进退，越来越成为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
第三个是打破“渗透经济学”的神话
传统经济学有个隐含的假设，即技术变革会自然而然地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传播，从而可以不断渗透并达及所有部门和企业。这种观点认为，既然每个部门和企业之间都存在着投入产出和市场交易关系，每个个体都处于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位置，因而可以相互连接在一起，所以技术进步不会使任何市场参与者被排除在外。事实上，在以多样性著称的生产和交易活动中，经济活动主体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同质和对称，因而也并不具有相同的连接性。就是说，技术进步的成果并不必然会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从而也不意味着可以自然而然地促进整个经济体的创新发展。
因此，为了提高单个产业、行业或企业与网络的连接性，加强技术进步和创新在产业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渗透性，政府应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把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既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履行好政府必要的职能。
第四个是要学会接受劳动力市场制度
过去人们习惯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所有的要素都以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价格由相对稀缺性来决定。其实，劳动力由于以人为载体，因而是一种特殊生产要素。正如经济学家马歇尔所说，一块砖头用于建宫殿还是用于修下水道都不重要，砖头不会有什么不同感觉；但是，劳动力被如何使用，处于何种劳动环境中，劳动者自身是在意的。
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史都表明，在劳动力要素的配置中，劳动力市场本身和劳动力市场制度都起着重要作用。我们所熟知的最低工资制度、劳动相关法规、集体谈判制度等，都属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内容。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动力市场制度曾经受到忽视，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且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作用必须得到增强。各国在经历发展阶段的转折时，都显示出这种转变有必然性。
（作者蔡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