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认识变迁

　　原标题：从“看不惯”、“看不懂”到“看惯看懂”——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认识变迁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及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所关注和热议，其观点体现出国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从“看不惯”、到“看不懂”再到“看惯看懂”并予以肯定的认知变迁。准确把握并深入探析这种现象有助于把握国际主流话语，为构建具有中国风范的学术话语体系提供必要参考。

　　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的两种批评论调

　　第一种是相对合理的建设型批评。首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政治层面的举措愈发关键。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指出，在经历了数十年经济高增长后，中国急需在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政治改革——扩展基层民主；健全法制与司法机构，既有“法治国家”的理想，还要有依法治国的形式；通过多种方式，增加更多政府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其次，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有赖于建构起真正可持续性的城市发展模式。英国学者汤姆·米勒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所进行的各项改革始终确保经济增长引擎一直轰鸣向前。“现在到了该作出更多改革的时刻，事实是，中国的城市在此之前增加了5亿人口而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动荡，这是巨大的成功。但现有的模式已经很难继续下去。如果中国的城市要接纳10亿人口——全世界人口的1/8啊，那么，它的领导人务必要探寻更健康，更具有包容性，最终更具有持续性的城市发展模式。”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相对务实中肯，尽管有的措辞尖锐，但基于问题意识，对当代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有借鉴意义。

　　第二种是刻薄刻意的歪曲型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类典型论调：第一，当代中国发展模式并不独特。美国学者黄亚生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若要成功，就必须和西方体制接轨”。第二，中国当前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危机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有观点认为，改革开放近40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培育出了有助于增强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但也导致价值观混乱、社会趋于功利主义、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可以看出，这些论调都始终带有浓厚的西方式思维定式与偏见，其研究视角、观点和方法很大程度上误读和曲解了当代中国。

　　对预测中国未来前景呈矛盾性、模糊化与多重化

　　第一，中国的发展道路无先例可循，未来前景无法预知。亨利·基辛格坦言：“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21世纪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中国面临的挑战，没有哪本教科书可以给出现成的解决方案。李光耀认为，“中国的问题比较严峻：制度变革、商业文化变革、反腐以及新思想体系的形成”。正是基于巨大的不可预知性，中国在西方眼中似乎成为一个大的“培养皿”，改革“无论在中国或是国外都无先例可循，它是在探索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中逐渐演化而成。探索的过程也是一次不断试与错的体验，时而精准、时而失误。直到找到最终答案”。

　　第二，国外总是带着自相矛盾的“悖论”去观察中国。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经验本身就是带有多重二元性的“悖论”——各种原本被西方视为二元对立的、矛盾的、不可共存的事物，在中国反倒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共存。如美国学者黄宗智认为，在古代，高度道德化的儒家正义体系和高度理性化的法家法律体系实现“共存”；在前现代中国乃至当代中国，高度发展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实现“共存”；在改革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共存”；等等。另一方面，被西方热炒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机遇论”体现出国外观察预测中国时固有的矛盾心理。其中“威胁论”代表西方恐惧的一面，“机遇论”则展现出另一面。澳大利亚学者潘成鑫认为，西方对中国的担心和恐惧，并非源于中国，而是源于焦虑不安的西方自我。当代中国发展的复杂性同西方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性相结合，反映到国外研究话语中就难免“悖论”丛生。

　　第三，中国可能会借助西方现代性来重塑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首先，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转型已然开启，假如这种转型“成功恢复并巩固了中国传统，那么其很有可能为真正尊重文化差异的文明联邦的出现做出决定性贡献”。其次，中国的持续发展将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国际影响。美国学者谢德华认为，“当前中国的增长更多地是通过内化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则来实现。实现增长的途径是越来越深地同西方融为一体”。在诸多不确定性中的一个可能的确定性是，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起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它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或区域组织的融合与互动将为重构全球制度、政策和价值观注入崭新活力。

　　对中国已有成就具有共识性

　　首先，中国模式的成功得益于遵循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加拿大学者贝淡宁认为，中国模式是实现了超越西方传统视域的“国家-市场的互动模式”，“是通过主动建构而非任其自然进化的途径形成的”。依照自身的条件进行主动适应与变革、大胆尝试并及时纠错是中国模式不断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从国际层面看，“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等地区，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出第三条道路”。中国模式以独立自主的开放精神为基础，借鉴而不盲从西方经验，坚守主权和底线，并把国内转型进程与融入全球体系联系在一起。

　　其次，中国应对发展中困难挑战的勇气与努力值得西方认真反思。其一，中国共产党会在持续夯实其执政合法性的前提下，不断调整和改善治理国家的方式。谢德华指出，中国共产党“将以全新的方式进行治理”。其二，改革转型中的困难反倒成为中国不断发展的动力。美国学者安德鲁·魏德曼指出，改革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合乎逻辑或理性的过程，尽管发展中遇到了巨大的压力、困境与难题，但是，相比转型失败国家的政客，中国的改革者更谨慎务实、更沉着冷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则认为，“对中国而言，历史似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其三，西方世界必须通过审视中国经验来认真反思自身的局限。当代中国的发展无疑震惊了西方主流学界，撼动着过去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把控的话语权。能够引发西方学者的自省，足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全球认同，彰显出独一无二的中国风范。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强大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乔万尼·阿里吉认为，“如果中国能成为新的强国，它会以其独有的方式来崛起。首当其冲，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要远远逊于文化和经济力量。”另一方面，中国未来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显著的示范效应，为世界秩序的重建带来新的契机。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认为，“如果中国成功的赶超式发展能继续下去，将成为世界经济的转折点——不仅由于中国庞大的国家规模，更因为这将是历史上首次基于本土经济模式而非西方道路的成功”。

　　总体而言，由于当代中国国情复杂，发展道路与模式相对独特，因此，国外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会表现出从抵触排斥、到困惑犹疑、再到接纳承认的动态变迁过程。分析国外研究话语的批判、矛盾与共识，既能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研究提供重要参照，也有助于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