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施廷克尔：担心后西方秩序不稳定？多虑了

　　对于全球秩序的未来，如果你去西方国家的首都转一圈，就会发现它们现在是多么的沮丧和悲观。作为二战后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和主要支柱，美国正将注意力转向国内，不再给世界带来稳定感或捍卫全球化。一些西方评论人士对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抱怨连连，他们大多认为这些新崛起的国家没能致力于塑造一个开放、稳定、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体系。因此，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大多数主流国际关系观察人士认为，全球秩序最好的时光已经逝去。这套秩序以后不再受西方规则的支配，将会一片混乱，变得缺乏方向而且十分危险。

　　但在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在美国大选中获胜一年之后，现实看上去并没那么可怕：全球体系并不是仅仅依靠华盛顿，尽管美国开始扮演中性、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破坏性的角色，全球体系仍能茁壮成长。很显然，特朗普并没阻断全球化。相反，全球化可以在缺少华盛顿积极贡献的情况下继续前行，正如最近的金砖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一系列高层会议所展示的那样。

　　以中国为代表的许多其他国家，已经快步跟上，开始提供一些至关重要的全球性公共产品。这些贡献原本并不是新近发生的事，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胜选和上台等引起诸多担忧后，西方才更多注意到了这些方面。例如，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在印度洋打击海盗的行动中，北京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与美国不同，过去多年以来中国没有欠联合国任何债务。现在，中国是拉美等全球诸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信贷提供方，并领导着亚投行等机构。另外，中国正与欧盟一道建立“绿色联盟”，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

　　这一切都不应该让人感到吃惊。同许多所谓主流分析人士的观点相反，新兴大国并没多少兴趣推翻或破坏过去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规则和机制。相反，北京、新德里、巴西利亚的决策者们，早就意识到积极维护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重大意义，这些国家也都从中获益良多。对于中国而言，提供更多全球性公共产品，对于确保其他国家以积极视角正确看待中国崛起至关重要，这与美国过去的做法很相似。就像华盛顿借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聚拢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以及其他一些非西方大国也在利用新设立的机构来巩固新产生的凝聚效应，强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以便使新兴国家在全球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影响。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将不得不习惯于担负由此带来的一些重大责任。鉴于它的经济在世界上愈发举足轻重，中国将越来越成为其他国家国内政治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无论在秘鲁、波兰还是巴基斯坦，都是如此，就像过去几十年来拉美国家的许多政治讨论都会提到美国一样。同时，中国也需满足许多需求，无论是调解其他国家国内的紧张局势，还是在关乎全球人民福祉的一些议题讨论中发挥引领作用，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或是自动化给全球就业市场造成的影响等。毫无疑问，如何适应这一全球性角色将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大挑战。

　　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并非许多观察家所描述的那样“前所未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William C.Kirby)很有针对性地说，中国拥有世界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不间断文明，过去就曾发挥过引领作用。现在中国的崛起也不仅仅是过去三十几年的结果，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

　　纵观历史，大国通常会寻求将它们在国际机制中临时获得的超强力量以制度化方式固化下来。按照某种例外主义论调，这种做法最主要的辩护理由，就是维持霸权对于保持世界稳定至关重要。现在，这种论调仍被许多西方国家接受，这也是它们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崛起颇感担忧的原因。

　　但这种对后西方秩序的担忧至少部分上被误导了，因为过去乃至现在的全球体系都远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西方化。非西方大国早就开始为全球规则和机制的创立做出重要贡献了，甚至已先于西方国家。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愈发希望也更有能力提供更多全球性公共产品。尽管面向真正多极化的转变(不仅经济，也包括军事以及议程设置能力等)让许多人不安，但后西方的多极化格局最终很可能比过去历史上任何秩序都更具包容性，不仅促进更大程度的开放性对话，更有利于知识传播，还将在应对21世纪的全球性挑战方面带来更有创新性也更有效的方法。(作者是巴西圣保罗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国际关系副教授，近著《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本文由王晓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