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出走德国的“异见作家”廖亦武近来颇为活跃，又出新小说，又编排攻击中国的话剧，在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监狱博物馆陆续上演多场。他还放言道，相信早晚有一天能把自己的作品带到中国监狱里演出。
廖是投奔西方的异见分子中比较走运的一个。他到德国的时间不长，热乎气还没过，得了几个奖，出了几本书，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在他之前，一波又一波的民运人士都在西方被捧了一阵后陨落了。西方社会对来自中国的这类人似乎不断“喜新厌旧”。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8月30日在白宫会见了7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让他们在G20之前“提建议”。受邀者中无一名老一拨的民运人士，他们是所谓维权律师、牧师和民族宗教人士、“疆独”分子、以及异见人士的亲属等。他们在中国都没什么名气。
在流亡西方的政治对抗人士中，要数民运人士对西方的政治崇拜最彻底了。但他们如今最受冷落，原因是他们聚合不成什么力量，“没用”，不像达赖集团和“疆独”分子们好歹能纠集一点势力，“法轮功”不知从哪总能搞来钱，擅用流氓手段搞事。
中国政治异见人士跑到西方搞民运，实际成了一种特殊谋生之道。他们都和中国体制决裂了，对国家充满恶意，骂中国成了他们的“职业依托”。只要中国一直好下去，他们都将前赴后继地“被耗死”，他们的希望就是中国崩溃，那样的话他们才可能“时来运转”。
实事求是说，最近这些年跑出去的政治异见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因个性化原因在国内待不下去了，其中不少人性格偏执，甚至古怪。这种人到了西方，很容易越变越怪，很难正常融入新的生活。举例来说，美国社会同他们一些人相处某种程度上比中国社会与他们相处更难，因此前者和他们实际变成了赤裸裸的相互利用关系。但由于中国岿然不动，他们的相互利用有时并不好玩，常常要腆着脸装。
这些人本来在中国就大多没什么名气，离开中国后就更没影响了。他们在西方能不能运气好些，取决于他们能否扮演好西方需要他们扮演的角色。他们既是个体，也被当成来自中国的符号，为显示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而存在，衬托中国的“落后”和“不人道”。由于在全球化中的成功，中国已经以新的面孔进入到美欧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但是这些人作为“话把”帮助西方社会保持了他们的优越感，他们可以指着这些人斥责中国说：瞧，你的人权不行。
西方的庇护总体上鼓舞了中国政治异见人士，他们大概永远都会存在，但人数不会多，而且会“新陈代谢”，维持一个小圈子。正常情况下他们的轻重就像是晴朗日子里远处传来的忧伤的曲子，你可以驻足听一下，也可以不管它，风一吹就走了。
中国的前进和不断强大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都是欣喜的，但会让那些极少数人痛苦不堪。他们很可能将痛苦整个余生。(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