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故事的中国讲法

2016年06月14日 10:55   来源:人民日报   刘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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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中学从一国之学向天下之学的过渡,有两种思潮需要警惕。一不可否定“五四”而回到晚清。中源西流之说,虽一度为官学两方的共识,但其自信实为盲目自大,皆因对西学缺乏真正了解和深入研究。二不可唯西方马首是瞻,以为西方文化是普世价值,西方道路是唯一道路,中学只能适应过去,局于一隅,低人一等。我们应执其两端而守中,对西学经典有大致把握,对中学根本有深入了解,在相摩相荡中做到知己知彼

  从明朝开始,对西方如何理解,中西关系如何安排,历经了巨大的变化。中西始遇之时,中国士人表现出极大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利玛窦来华后,引起李贽的警觉,他意识到利玛窦企图以西学“易吾周孔之道”,但他以为这是痴人说梦。始论中西学术关系,中国官学两界大都以为西学源于中学,比如,“中原失传而被撰于西人”“西学实源于中法”。清末,清政府战事节节败退,又因西学东渐,遂有张之洞“中体西用”说,试图折中。积之以渐,“五四”时期,西学渐成主导,经学瓦解,成为“国故”,变成有待“整理”的材料。抗战时期有“民族形式”的争论,有人倡导“旧瓶装新酒”,认为酒虽要新酿,但旧瓶还是需要的,这一论点略纠“五四”时期的偏颇。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倡导“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风气始有转变。第一次文代会将此经验推向全国,并成为主导,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这之后,西学再次流行,左翼经验及中国传统同时遭受挑战与批判。彼时有“三论”“主体性”云云,又有现代、后现代各种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此思潮之下,中国传统被视为封建糟粕,西方传统被奉为神明;中国理论弃之如敝屣,西方理论则成为典范;中国传统依西方传统而获得合法性,中国故事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

  近年,随着对西学的深入研究、对中学的再认识,加之中西实力消长变化,民族文化自信才逐渐恢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艺界也出现新的创作思潮:部分作家艺术家不是追求西化,而是以各种艺术形式实践以中化西,譬如徐冰的英文方块字、王晓鹰的中国版《理查三世》和王绍军的豫剧版《朱丽小姐》,等等。

  上世纪80年代,画家徐冰受时代风气影响,批判中国文化,其作品《鬼打墙》《天书》等最为典型。徐冰墨拓长城,拓片成为作品,名为“鬼打墙”。那时,开放是时代主流,长城被视为保守封闭的象征,是“鬼打墙”。徐冰自制刻板,做成一部书,书名是《天书》。书中的字看似汉字,其实不是,貌似“高大上”,其实不知所云。这部作品既代表了彼时徐冰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反映了他的认识水平,也展现出时代的情绪——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书”——因此引发极大反响。之后,徐冰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时时处在中西语言冲突的生活中,态度和认知发生翻转,并尝试英文方块字创作。英文方块字创作基本思路为,汉字与英文结合在一起,单词以汉字结构为结构,英文以汉字模样呈现,貌似汉字,实为英文。徐冰又借鉴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扫盲班”形式,以教学的形式推广英文方块字,有教室、桌椅和黑板等,参观者可尝试书写。晚清以降,西强中弱是基本格局,今渐有变化端倪,徐冰见机而作,以英文方块字的形式呈现出来,可谓新形势下的“造字者”。

  导演王晓鹰以中国戏曲的方式演绎了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他说:“‘中国版’不仅是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之作出品,不仅是中国演员用中国语言演出,更重要的是它试图实现‘莎士比亚与中国’‘话剧与戏曲’以及‘经典与现代’三个层面的高度融合。”王晓鹰或觉与徐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于是请徐冰以英文方块字的形式题写了剧名。在此剧中,中国元素不是猎奇符号、外在标签,没有浮在表面、流于形式,而是深度融合、贴切表现。中国版《理查三世》何以达成如此效果?一方面因为导演、编剧、演员、舞美等勠力同心,以中国方式呈现之,中国方式表演之,中国演剧结构贯穿其中,用中国打击乐伴奏,以中国哲理进行阐释。更重要的,则是因为莎士比亚这部戏在较深层面有反思,容易获得共鸣。理查三世与权贵互相斫杀,颇似春秋时期父子兄弟相残,城头变幻大王旗,国未一统,民不知所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春秋》记录了这些内容并探究了深层次的原因。《理查三世》可以说是朴素的《春秋》,有一些《春秋》蕴含的哲理,莎士比亚因显究隐,具有较深的忧患意识。因此虽是英国历史剧,亦不觉其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隔膜。

  《朱丽小姐》是斯特林堡的独幕剧,西方世界曾以戏剧、电影等形式演绎。近日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王绍军以豫剧表现《朱丽小姐》,西方贵族家庭变成中国大户人家,闺门旦角演绎西洋姑娘,中国形式讲述西方故事,竟也别开生面。剧中朱丽小姐与未婚夫解除婚约,闷烦无聊,与男仆行苟且之事。之后,事情暴露,为维持家族名誉,朱丽自杀。少女思春,岂能尽似《牡丹亭》《西厢记》有大团圆结局?《朱丽小姐》则讲叙了惹出事端者,一着不慎,遂招杀身之祸。此剧有警戒之意,要戒微慎独,否则小将乱大,甚至杀生害身。由朱丽小姐所作所为也可见出当时大势,贵族世界渐趋没落,礼仪之大防已然失去作用,男女不经媒妁即可私相授受,旧秩序行将崩溃。少女、少男思春,惹出是非与风波,是中国戏曲常见的主题,与《朱丽小姐》剧情类似者特别多;另外,斯特林堡通过男女情感展现秩序大变动的写法于我们更不陌生,中国的文学艺术擅长以人写家、以家庭之变见出国家之变,《一缕麻》《终身大事》《家》《青春之歌》《李二嫂改嫁》等大多如此。由于上述原因,豫剧《朱丽小姐》,竟让人感觉亲切,不觉得这是西方的故事,也不觉得是在讲西方的历史。

  这几部作品实现了恰当融合、深层汇通,不是简单的并置和拼凑,没有造成“中国的是中国的、西方的是西方的”的局面,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西方故事、中国故事有共同性,中学与西学可以通约,本不必势同水火。二是因为中学本来就蕴含共同价值,具备阐释西方故事甚至天下之道的能量,与西方生活世界并不隔膜,与西方历史亦没有格格不入。

  清末时期,因为遭到了西学挑战,中学遂由天下之学退为一国之学,于是其普世性黯然不彰。今天,世易时移,中学岂能仅局于一国之学,而应具备更宏大的志向,要“达道”“达德”;中学不能跟随西学亦步亦趋,而要以中化西,以中国精神阐释西方世界,以中国形式讲述西方故事。

  为实现中学从一国之学向天下之学的过渡,有两种思潮须警惕。一不可否定“五四”而回到晚清。中源西流之说,虽一度为官学两方共识,但其自信实为盲目自大,皆因对西学缺乏真正了解和深入研究,唯知己而不知彼。“五四”、改革开放等重要时期,打开了窗户,看到了西方的景象,研究了西方的根底,有其重要的意义。二不可唯西方马首是瞻,以为西方文化乃普世价值,西方道路是唯一道路,中学只能适应过去,局于一隅,低人一等。应执其两端而守中,对西学基本经典有大致的把握;以我为主,对中学的根本有深入了解,在相摩相荡中做到知己知彼,才有可能以中化西,实现一国之学向天下之学的过渡。

  (作者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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