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全球经济竞争与格局变迁的视角，无论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价值链如何演变，都离不开对柔性商业规则的争夺，更离不开基于海上通道对全球贸易与资本的深度嵌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将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改革开放4.0版新坐标。
2018年既是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印记之年，更是中国开启新一轮更大规模改革开放的关键之年。1月24日，刘鹤在“2018冬季达沃斯论坛”的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将利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机会，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其中一些政策可能超出国际社会预期。
就在世人纷纷猜测中国将在哪个时间窗口与国际场合向世界宣布“超预期”改革开放措施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向亚洲和世界郑重宣布：“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将出台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主动扩大进口等等新一轮大范围改革开放措施。
习近平主席的话音刚落，中国央行即出台了加速向外资扩大金融市场准入的一系列措施，并给出了明确的行动时间表，此举令国际舆论感到相当兴奋。而被广泛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上海证交所与伦敦证交所的互联互通交易机制年内开通，以及稍早前被称为“人民币先生”的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任博鳌亚洲论坛中方首席代表，无一不凸显中国的开放决心以及深度融入国际社会的相关安排。
众所周知，周小川作为继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之后最资深的央行行长，其在漫长任期内向亚洲和世界展现的，是引领中国原本落后的金融体系不断开放并日趋嵌入全球金融价值链的大国金融家形象。他的新使命与行为空间，显然值得期待。
而更具震撼意义的开放措施还有，在海南建省及设立特区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一天之后的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正式对外发布，关于海南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向国际社会正式公布，世人再次见证了中国政府的高效率。
从改革开放的逻辑来看，海南建设自贸区乃至最终建成自贸港，既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经验总结的结果，也是中国谋求深度嵌入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价值链的内生性必然；当然，海南自贸区乃至自贸港的制度设计也离不开以上海和全国其他省份自贸区的先行探索。而中国政府将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开放新举措试验田放在陆地面积与海洋面积都格外与众不同的海南，既是基于海南独特的国际区位优势，又考虑到海南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能扮演的超级桥头堡角色。
笔者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这15年间，我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部分还原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属性，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使我们得以分享国际产业转移的红利，国内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以及对民间资本的逐步放开，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年均超过9%高速增长的基础性条件，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1.0版。
第二阶段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8年间，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开始逐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国有企业也在转换经营机制过程中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迈进。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终于通过加入WTO嵌入到国际经济与贸易价值链分工中去，以通过扩大开放来倒逼市场竞争。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2.0版；
第三阶段即2001年到2012年十八大的召开。在这11年间，我国在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新思路，在全面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中，经济的规模从2001年排名世界第七位的1.3万亿美元做大到2012年的8.3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同时也将贸易体量做大到全球第二。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3.0版。
而第四阶段，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新一轮改革周期，中国作为全球仅有的两个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之一，如何以更大幅度改革开放向本国与世界释放发展红利，进而谋求国家发展的战略升级，而十九大给出的2035与2050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与发展目标，即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路线图与路径安排。
显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次重要变革，而中国要实现由贸易与制造大国向资本与产业强国的转变，就须有深度嵌入全球金融与贸易分工价值链的桥头堡来引领。而从纽约与伦敦等处于高端产业分工顶端的超级城市的发展逻辑来看，结合“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几个关键时间节点，上海当然需要扮演超级城市的桥头堡角色，但由于受到城市地域空间等诸多要素的限制，仅仅依靠上海这个桥头堡是很难拉动体量与能级越来越大的中国经济列车的，如果能够通过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制度设计与高质量执行，则海南的要素禀赋与地域空间优势正好能够被充分激活，意味着中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坐标上将有新的支撑。而国家对海南发展的中长期战略部署尤其是在国际能源、航运、大宗商品、产权、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场所的制度体系远景构建，高度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内生性逻辑。
站在全球经济竞争与格局变迁的视角，无论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价值链如何演变，都离不开对柔性商业规则的争夺，更离不开基于海上通道对全球贸易与资本的深度嵌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将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改革开放4.0版新坐标。
毋庸置疑，海南再次迎来了加快特区发展能级升级的新一轮黄金时期。如能充分把握这段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对标国际上成熟自贸区与自贸港的指标体系与可资借鉴经验，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实现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与价值链延伸，则海南在中国和世界经济棋局中的地位将不可限量。（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