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在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级的雄安新区。这是党中央作出的又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背景下，雄安新区的设立对于进一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年来，雄安新区的建设不急不躁，稳步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展开，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本着对历史、对时代、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建设城市新区，这本就是体现了一种发展建设的更加成熟的心态，也是国家在内政事务处理上更加自信和进程控制更加娴熟的体现。
回顾下历史，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特区的设立和建设，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到今天雄安新区的设立，城市新区建设各自道路不同。
深圳特区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在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条件下，特区建设只能和其他的改革一样摸着石头过河，边改革边探索，边试错边前进，几乎是一条完全的试验主义的建设之路。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有不少经验教训。毫无疑问，深圳特区的试验之路的意义和价值无法低估的。到了今天，特区在国家优惠政策红利效应逐渐消退后该如何发展也是新的课题。
到了浦东新区的设立和建设时期，浦东新区在原有的基础和深圳等先行先试地方的经验上，减少了试错成本，少走了不少弯路，在市场机制逐步发挥重要作用的条件下，创新了不少体制机制，走上了半试验半设计的新区建设之路。
今天，当雄安新区从论证到决定再到一年来的推进，国家新区的战略执行和建设的设计主义特征更加显现。不可否认，雄安新区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成为国家战略背景下建设的，是带有行政或科层主导型特征的建设和治理之路。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这一过程的合法性的保障。同时，中央政府相继颁布实施的文件对基本规则做出了规定，并明确了京津冀一体化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的目标、愿景和使命，确定了各个周边省市在过程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应有的功能。这本是也是顶层制度设计的制度优势。
雄安新区的重要意义还在于，要有针对性地设计一套新的体制机制，解决新区管理乃至大城市管理的弊病。比如在新区初期的建设时期，中央政府权威可以为协同过程的合法性提供保障，在出现矛盾冲突或发展瓶颈时，中央政府也可以及时介入提供解决方案。
在之后的时期，建设手段应该增加市场契约手段和网络化手段，如增强地方政府信任度、培养合作默契。随着合作的深入，让各个政府将进一步提高对彼此互赖性的认识，通过协商讨论确定共同价值和使命，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共同享有协同过程并对承担责任，愿意为目标共同努力。
在各个政府的精诚合作下，使得战略计划将得以有效落实，所期望的阶段性成功也将更加容易实现，进而激励合作向纵深发展，形成协同过程的良性循环。
在具体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城市管理样板方面，雄安新区可以做活做大并充分利用管委会作为行政派出机构的灵活机智，在完善权力清单的同时，深入推进一行政权限为标准的扁平化的“大部门”管理机制构建，在软件方面建设“企业和居民响应型”的行政管理机构。
新区可以创新管委会的内设部门岗位管理机制，明确不同岗位性质，努力探索岗位分类管理体制，同时注意岗位间协作沟通。在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对接上，新区应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整合，搭建国家和新区的直接沟通渠道，在三地协同发展下统一行政权限，共享三地数据和规划，做到行政授权的同时技术增能。
新区还要扩大和企业、民众各界的触点，建设好他们之间互动互通的平台和机制，积极引入社会资源，在社会管理方面发挥好社会网络优势，及时反馈社会意见，作出积极回应。（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