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京沪鄂粤渝陕甘七省市分别公开中央环保督察问责情况。刚刚亮相的生态环境部则在京召开首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七省市共问责1048人，其中省部级干部3人，厅级干部159人，处级干部464 人。
多省市统一在同一天公开中央环保督察问责情况，对生态环保部来说，是一个响亮的开场锣鼓；对社会来说，也接收到坚决处治环境违规行为、实现绿色发展的明确信号，从而使人们进一步坚定了打赢治理污染攻坚战的信心。
2016年1月中央环保督察组最初亮相之时，“中央”二字的冠名，以及中纪委、中组部的参加，已表明环保督察的高规格和高压态势。在河北试水之后，环保督察迅速形成首批进驻八省区、第二批进驻七省市的工作力度，所到之处，发现环保违规违法行为，移交案件、问责党政班子和领导干部，行动果决，迅速扭转了“增长是大问题，环境是小问题”的治理陋习。
把环保督察视为一种遏制环境恶化态势的急中生智，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实环保督察更是一种制度和机制。与之相伴的，还有生态考核、生态审计等一系列制度，还有史上最严环境保护法中的罚则，还有法律对破坏环境的刑事追究。“绿色”既然已被确立为发展理念之一，人民就会要求结硬账，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措施一定还将陆续有来，“越来越严”是不言而喻的。加强环保不只是意识要越来越强，而且“牙齿”还要越来越硬。
话说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实现问责效果的最大化，在于公开。每一个环保督察问责案例，都能够触动相当一部分人，产生强烈的警戒作用。特别是发生在本地的环保督察案例，往往更能够形成“身边教材”的效应。每一个被问责的党员干部、党政班子，作为“案例”都会让其社会关系之内的人感受到环境保护责任之重大。
环境督察问责情况，若能公开得更及时一些当为更佳。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进驻七省市，是在2016年11月底至12月底。去年4月，新华社就报道督察情况已向七省市反馈完毕，开列整改清单；七省市边督边改，已问责3100余人。此次七省市统一公布情况，为“共问责1048人”。数字差异不小，不知是何原因。从点到名的情况看，不少干部已不在原岗位，有的已经提拔，是否问责影响期已过？还有的已被纪检机关立案调查，可能涉及比环保问责性质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及时公布问责情况，这种美中不足是可以避免的。
环境督察的震动作用正在形成，进一步地，应当是形成震慑，使在位为官者对破坏环境视为禁忌，对保护和改善环境视为天职。
（责任编辑：李焱）
